“为什么神会选择我上这个节目？”
电话里，是邓紫棋急切的声音。当经纪人告知她接到了湖南卫视第二季的《我是歌手》节目的邀请时，她即刻的反应，是打电话给了自己教会里的朋友。她后来回忆，她内心紧张要远远多于兴奋。“如果排名不好，我在香港建立的成绩，可能就都没了。”
教会的朋友和她聊了半个小时，她从慌乱中走了出来，信心又回来了。她这才告诉她的经纪人：“我可以去”。
这是个有趣的开始，但以上这个桥段永远不可能被邓紫棋在《我是歌手》复述了。事实上，任何和宗教有关的话题，都会在节目中避免不提（比如另一位参赛者茜拉的穆斯林身份）。作为一个已经受洗的虔诚的基督教徒，邓紫棋将去往一个难以公开谈论宗教的地方进行比赛。
不可否认，陆港之间，不论是文化还是制度，有着很多差异。近年来，香港民粹情绪泛滥，邓紫棋的大陆之行，也意味着她将进入一个舆论的雷区。一些香港高登论坛上的网友，对她冷言讽刺，用“北上捞金”、“向大陆献媚”来攻击她。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她去对了。在这个内地收视率排名第一的让成名歌手竞唱的真人秀节目中（每两场比赛会有一个新歌手加入，排末位的歌手淘汰），她成了最大的赢家，在目前已进行的10轮演唱中，4次拿下了第一名。这位年轻的香港歌手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号召力的流行文化当红偶像，她的演唱、言行乃至绯闻被两岸三地热烈地讨论着。
这看起来让人相当意外。在她登上这个舞台之时，她最初的担心不无道理。对手均是来头不小——包括一位发音极有辨识度被无数人争相模仿的台湾苦情歌王，一位经历独特的盲了一只眼睛的摇滚传奇女性，一个说到主旋律歌曲就不得不提起的殿堂级歌唱家，一个面部线条和歌喉同样沧桑且蕴含力道的蒙古汉子，一个拥有厚实拥趸基础的选秀出身的实力唱将（忠实的粉丝甚至凑钱帮助他买断了上一份高达百万元的经纪合约）……但邓紫棋是谁？“我替她感到可怜，”熟悉她的一位广东观众说，“电视上看起来，似乎谁也不认识她。”
在2014年的1月参加《我是歌手》时，邓紫棋出道已经6年。她已经在香港及周边地区收获了一些名气，但在全国范围内，她并不出名。其实不止普通观众，连内地的音乐界对她所知甚少。“从没听说过。”在节目策划会上，当谈及这个唯一代表香港来参战的歌手，恒大音乐董事长宋柯摇了摇头。
“从没听说过”的人成了黑马。
黑马
在2014年1月3日晚，邓紫棋坐在电视前，看自己在《我是歌手》中的首次亮相。她和经纪人兼老板张丹讨论起来，当全部比赛结束时，新浪微博的粉丝会有多少增长。当时，邓紫棋使用了近4年的微博粉丝有150万。她猜道：“我可以有500万粉丝吗？”
她可以。那个大胆的猜测很快就实现了。现在，她的粉丝是890万。而粉丝的变化，只是她大幅提升的人气与商业价值所展现的一个侧面。她5月要在北京开原本预计只是2000观众的演唱会，现在将放到可装下万人的场馆里。要知道，很多香港歌手，在未有十足的票房把握前，不会把演唱会放在北京，即使像容祖儿这种级别的歌手，也从未在北京开过演唱会。
从节目逻辑上，《我是歌手》需要一匹黑马。“对于邓紫棋个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但是对于我们节目来说，这不是偶然。”该节目编剧组负责人孙莉说。
“这不意味着按我既定的想法起承转合，”孙莉对亚洲周刊强调。戏剧效果发生的关键环节在于在黑马人物的选择，“一，绝对是能唱的；二，有公众没有看到的华彩。”
湖南卫视只是面向全国范围播出的超过30个地方台之一，但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台比湖南卫视在综艺节目的领域里深耕更久。它在1997年即开办的《快乐大本营》至今仍收视红火，“超男快女”系列的选秀比赛、《爸爸去哪儿》的真人秀，延续了它收视霸主的地位。
在某些角度看，湖南卫视仍是一个受着重重管制、有严格秩序的体系：外媒采访，需要向省外事办发出公函；它必须遵守广电总局的“限娱令”，也曾为违反命令被予以痛罚（2012年就被剥夺了举办选秀比赛的资格）。但在不断地开放、创新与商业化中，湖南卫视早已取得了综艺节目资源和人才上的先发优势。其所在地长沙在某种程度上，已是中国的娱乐之都。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明星曾降到这里，成为娱乐流水线上的参与者。
《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握在手上最新的一张王牌。它的第一季在去年春天在收视和口碑上大获成功，这直接导致了第二季的冠名费升至了2.35亿元（第一季《歌手》的冠名费是1.5亿元），广告总额则超过4.5亿元。
这当然与人口红利有关，投下冠名费巨资的，是一款洗衣液品牌。通过一个节目，即13亿人的国度里建立知名度与美誉度，对于一些快速消费品牌，这是值得一搏的投注。反过来，充沛的资金也保证了节目的制作水准。优质的季播真人秀节目，至少需要有6000万元以上的投入作为保证，很多地方台无法承受。但这笔投入对于粮草充足的湖南卫视来说，不是问题。
湖南卫视不缺少坚定优秀的执行者。以编剧导演组为例——这个组的职能是规划好几套方案的剧本以应变，每一个成员都有十年以上的记者经验，这保证了他们对故事的敏感性与采访质量。这是个值得玩味的循环，多年之前，湖南台打出新闻立台的口号——这个追求至今也没有放弃，其麾下最精锐的一批记者，却投身到了娱乐舞台里。
在中国做娱乐节目，另一个优势是资源丰富。韩国版《我是歌手》里的参赛者，如果不是全部，也几乎来自于韩国本土，而湖南卫视的总导演洪涛，可以向华人世界里类型各异的歌手发出邀请。
在第一季播出时的2013年春天，身在香港的邓紫棋就已经知道了《我是歌手》。“内地出来了一个黄绮珊，你快去看看。”她的母亲告诉她，并主动找到视频给她看。视频里，她看到了一个有着大嗓门的女人，演绎了一首名为《I will always love you》的歌。
她与《我是歌手》的首次相遇，不能用“纯属偶然”来形容。湖南卫视的野心，并不限于本土，早在2011年即与香港的Now TV，共同成立了Now芒果台，引入诸如《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湖南卫视的娱乐产品进香港，还在当地公交车和电梯里投放广告播放片花。香港观众对于打上内地标签讲普通话的娱乐节目，早已经不陌生，即使不看需用户付费的Now芒果台，也可以登陆大陆视频网站收看。
如今，更好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成功（台湾东森、中天两家电视台甚至前所未有地以新闻直播形式播出了大部分的总决赛），让湖南卫视更有信心让“湖南制造”得到海外市场的回报。通过版权售卖，第二季的《我是歌手》在马来西亚、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的Now TV的合作频道里同步直播，台湾的八大戏剧台也单独购买了非直播的版权。
不可否认，观众群巨大的湖南卫视娱乐节目，成了一个明星事业的火箭发射器。将明星推上高峰，它至少是当今中国拥有这种可能的寥寥无几的渠道之一。最新的一个例子是张亮，这个现在人气爆棚的男模在参加2013年末的《爸爸去哪儿》之前，有限的知名度仅仅维系在模特圈内。
在第一季《我是歌手》中，邓紫棋母亲最喜欢的歌手是黄绮珊。那位出生在60年代末期重庆的大嗓门女唱将，看起来与邓紫棋截然不同。但有一点上，她们是一致的，她们都成了节目中的黑马。
只是在2013年的春天，邓紫棋与长沙还相隔千里。在此之前，她只过去过一次长沙，做了场小规模的签售。
赌本
张丹与邓诗颖的首次遭遇，是在2006年一场名为“Spice ItUp ”的唱歌比赛上。他是决赛的评委，正在为他创立的音乐公司寻找下一个“鲨鱼苗”，而邓诗颖是十几个选手之一。上场前，主持人介绍她将唱一首自己创作的英文歌曲《睡公主》。几分钟后，张丹记住了这个小姑娘，她可以自如地使用一种高亢清亮的转音。邓诗颖成为那个比赛的冠军。
几天后，张丹约她和另外几位参赛者在咖啡厅见面（其中也有后来成为歌手的JW）。像所有的艺人选拔流程一样，他问了一些譬如“若有机会想当什么类型的歌手”之类的常规问题，大家分别回答。15岁的女校学生邓诗颖并没有特别打扮，她告诉张丹，她喜欢听英文歌，想唱R&B。她喝着果汁，看起来有些怕陌生人，不敢讲太多话，但又会一直很开心地笑，说话时把眼睛睁得很大。
半年之后，张丹决定签下邓诗颖。无论如何，这看起来是个相当冒险的行为。那场无需报名费的唱歌比赛，虽然也有30所中学参加，但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对于真正的音乐圈来说，均不足为道。而邓诗颖决赛时演唱的《睡公主》，也是她创作过的词曲均备的唯一歌曲——她也有其他创作，不过都是半成品。她的音乐表演经历少得可怜，她曾和两位女同学组乐队（她负责键盘和唱的部分，另两人分别是鼓手和吉他手），但两个月后就解散了，总共排练过两首歌。
当张丹把签下邓诗颖的告诉周围的朋友时，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他将签下的那个女孩，个子矮小，也没有惊人的美丽，在当时的年纪，很难达到一般娱乐公司的签约标准。甚至连15岁的邓诗颖本人，也从未想过会进入娱乐圈，否则她当时绝不会在网络日志里，写下日后成为她同行的香港艺人胡杏儿与邓丽欣的带有侮辱的讥讽（这段隐藏的网志几年后被黑客破解并公开，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她为此道歉）。 七年过去了，邓诗颖成为了现在的邓紫棋。
至少，从某些行为来看，邓紫棋依然是张丹当初见到的那个充满紧张感的小孩子，而不是处事老练的大明星。
她像个对美食充满渴望但对分量毫无概念的儿童，她若是钟情某一种生鱼片，会一口气叫上五份儿一模一样的菜。当她想在拍摄MV想穿某件衣服，会不停地吵着“我要，我要，我要”。她经常哭泣，泪腺似乎并没有随着成长而退化。她会犯一些不可理喻的低级错误，一次电视节目录制前夕，她去泰国旅行，但竟然没有涂防晒霜——这种事情简直不可能发在其他女明星身上，结果录节目时，她有些皮肤像烧焦了，让所有人哭笑不得。
她的时间管理糟糕透了，可以连续10个小时做一件她在乎的事情（比如练习某首歌），从而忘记了本应准备的其他事情。“你应该把练习摊开来，每天做一点，效果才好。”张丹总是忠告她，但效果不佳。 一年半前，她和得过格莱美奖的美国歌手Jason Mraz同台演出，后者比她年长14岁。在后台时，她拘谨得什么话都不敢主动讲。“连人家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下来，我很后悔。”她回忆说。
她与Jason Mraz打完招呼后，所有的对话都是由对方发起。她则像个被迫与成年人对话的小学生一般，简短地回答。“你发过几张专辑？”“四张。”“喜欢谁啊？”“Beyonce……还有Jason Mraz。”Jason Mraz对这个不太敢讲话的艺人，感到有些奇怪，但当他问到邓紫棋的年龄时，他发出了长长的“噢”的一声，似乎理解了。
某些时刻，年轻是她的负累。《我是歌手》第二期时，她选择唱汪峰的《存在》——一首反映普通民众生活困境的歌。就在竞演前晚，她大哭了一场，感觉自己的彩排糟透了。排练时，她听起来在一直喊，歌声缺少了一种层次和递进感。一位音响师悄悄对总导演洪涛说：“这个小女孩没有阅历，可能吃不住。”第二天上场时，邓紫棋的处理上已经改善了很多，还夺得当晚的冠军，但网上仍有很多声音认为她并未理解歌曲。
然而年轻也是她的资本。当初，在她那堆半成品音乐之中，张丹感受到了她的创作潜力。在签约之前，张丹还帮她录制了一首名为《回忆的沙漏》的歌，这也是她第一首原创中文作品。“在那次录音的过程中，我们更了解她，觉得她是可以继续被栽培下去的。”张丹回忆说。
也是在那段时期，邓紫棋主动讲了自己的“缺陷”，左颚骨萎缩，上下颚牙齿不能咬合，有时容易咬字不清。在她成名之后，这个话题总有香港记者当面提及，她并不觉得这是困扰，事后会笑着说“他们又来了”。
这件小事，从一开始同样也没困扰过张丹。他愿意以时间来下注，等待这个唱作俱有潜质的女孩的成长。
这个印尼华侨的儿子，在2004年卖掉赌场股份，成立音乐公司时，只有两个人，他带着助理，借了自家人一个房间当办公室。他的家族是做地产与投资的，无法提供任何娱乐业经验，他将从零开始。他深知与那些娱乐巨鳄比起来，他是以小博大，他为公司取名为“蜂鸟”（Hummingbird）——世界上最小的一种鸟。后来，邓紫棋成了他的蜂鸟音乐唯一的艺人。
空间
“神在你小的时候，就让你和音乐建立了关系。它让你省下了那么多时间，可以安安静静做音乐，你还记得吗？”在那通第一时间打给教会朋友的电话中，对方这样说给邓紫棋听。
这番话有信仰的成分，世俗者或许会不以为意，但也道出了一些事实。这些年来，邓紫棋的成长路径确实与香港娱乐工业里的多数歌手不同。
在签约之前，与邓紫棋家人的最初的一两次见面里，张丹即表达了他的耐心。“这个圈子很乱，我们希望她把书念好。”邓紫棋的母亲说。“这跟我们的希望是一样的。”张丹说。他的面孔很年轻，说话真诚，能够给人信任，另外——或许是保持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他没有提及自己上一份工作与赌场有关。 张丹遵守了他的诺言。签约后的两年里，邓紫棋开始接受演艺方面的训练，但没有离开学校，张丹则等待着她的成长。直至2008年时邓紫棋中学会考考完，才真正出道。
在明星们闪亮的世界里，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始终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他们影响着艺人的职业生涯，甚至决定了艺人的风格。“像英皇把艺人本身当做发力点，音乐不是重点，所以Twins演电影、拍广告、走秀、剪彩。”凤凰传奇的推广人徐明朝评价。
“这个市场里太多外国进入本地的唱片公司，无论是高管还是底下员工，在这里就是推广的人员，他们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太缺乏了。”张丹说。
其实，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模式，存在价值上难以简单臧否。但张丹想要的，是一个能表达年轻人心态的让同龄人产生共鸣的创作型歌手，“不是找一些三四十岁的音乐人，假装是16岁的心态去写歌，让16岁的人唱，那是设计出来。”
在邓紫棋至今出版的四张专辑中，绝大部分歌曲是她自己创作，她写了超过100首歌，那首她比赛时唱的英文版《睡公主》，也改作了中文版。公司的音乐监制Lupo本身有很多音乐创作，但这些作品不会让邓紫棋唱，偶尔的情况下，会和她合写一曲。“我们最希望的是，她自己写给自己。”张丹说。
“我的环境允许我可以纯粹地做音乐，省下很多时间跟精神。这样的成长环境是很干净、很自由的。”邓紫棋对亚洲周刊说。蜂鸟音乐只有她一个艺人，而大型娱乐公司里的艺人，往往需要承担拍电影、带新人，以及公司之间的置换、合作式的工作。
潘瑞芳是《我是歌手》中全程跟随邓紫棋的编剧导演，在她看来，张丹与邓紫棋基本做到了平等。选歌的想法不一致时，大家会彼此商量，张丹从不会强令按他的想法执行。
不仅在节目里，这种宽松的关系贯穿了他们交集的始终。政治和绯闻，是多数偶像竭力避免触碰的禁忌。但张丹对这些事项上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去年邓紫棋入围了台湾金曲奖，她当时的绯闻男友林宥嘉邀请她一起牵手走红地毯。她把想法告诉了张丹。张丹第一反应是“不要”，但对邓紫棋说：“你们之前被记者拍过，如果你们受得了，就这样做吧。”
“他们其实还是很想让别人知道吧。”张丹说。
从娱乐传播的角度来看，对金曲奖上的牵手的默许，未必是一件坏事，对艺人形象未尝不是加分。但另一桩事，却置邓紫棋于危险境地。
去年4月，邓紫棋接受采访时，为香港特首梁振英加油。“我觉得现在社会真的充满怨气。”在那个访问里，她继而说道，“这个角色实在很难做。我不想再对他施加压力，想给他一份鼓励”。
邓紫棋的这番话其实并无特别见地，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过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把爱和动力分享给别人。”但在香港现实矛盾重重的当下，涉及政治评价的话，即使是以往勇于表达态度的明星，也会颇为慎重——去年底刘德华接受某家内地杂志采访，就对港视牌照问题笑而不谈。果然，邓紫棋的话引发了一轮香港网民的集体批判。
访问是张丹事后才知道的，公司内部并无对言论的控制。“我只是怕她对事情的理解不够深入，讲的时候立场摇摆。”他说。
某些时刻，邓紫棋会先斩后奏。两年前的7月，她感情受伤，冲动之下买了独自去纽约的机票。直至起飞前一天，她才打电话告知公司，“我必须要去。”大约一周之后，她回来了。张丹并没有说什么。对于邓紫棋坚持的事情，他往往不会说不。另一个例子是，去年邓紫棋去欧美游学，原定计划只有一两月，在她的坚持下，变成了3个月，蜂鸟音乐的员工们，连带着获得了休假机会。
“因为自由是音乐的基础。诚实地面对生活，就是创作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不会强迫她会压抑某一种情绪，或者一定要按照什么规律去生活。如果没有自由的感觉，你不会很想听一个人想要表达的。所以我不会希望我们的歌手，没有自我。”张丹说，“我很讨厌没有自我的音乐。”
这个说法被不断验证。在纽约期间，邓紫棋写出了《泡沫》。“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那首倾注了她那时所有伤感的情歌，后来是她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再造
当然，无论邓紫棋较其他艺人享有多少的自由与特权，放任生长也不会是故事的全部。明星作为一种由公众与媒体买单的商品，自然要符合商业需要。对于邓紫棋而言，某些改造也在发生。
成为艺人后，她换了新的中文和英文名字（G.E.M.）。Gloria是她曾经的英文名，但张丹认为太普通了，而且“进内地的话，很难的英文名没人去念。”他想到了同样以G开头的Gem（意为宝石），但他又想不止于此，于是加了三个点变为缩写，展开是“GetEverybody Moving”。
“阿Tan（张丹的昵称）很有头脑。他常常会想到一些事情我想不到的。”邓紫棋说。
2013年4月，邓紫棋第二次在红馆开演唱会，VIP票售1280港元，这创造了纪录，此前陈奕迅的演唱会最高票价也不过680港元。这是张丹的主意，共计五场的演唱会，每场有180张VIP票，持票者可以进入后台，由三位导游带着讲解演唱会的准备流程、服装的设计由来，“好像博物馆的参观团一样”。这种特殊安排其他歌手演唱会并不曾有过，具有创新意义，能够充分满足歌迷的好奇心及与偶像更深接触的热望，但张丹也承认，“成功的话，也是一个宣传点。”
他成功了。“最昂贵的演唱会票价”，如今在许多关于邓紫棋的报道中被反复引述，连同的还有另一项之最，“红馆开满10场演唱会的最年轻歌手”——定语不能少。
他的另一项改造是，让邓紫棋接触更多的国语歌。在15岁之前，邓紫棋已经与国语歌疏远已久，小学时她家里人放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她也跟着听，但之后她自己买专辑时，听的都是外国音乐。
张丹的国语策略始于他公司最初签约的艺人Solers。那对意大利裔的混血儿兄弟的作品中，国语歌和粤语歌的比例大约是六四。这个比例在邓紫棋时，进一步增加到七三。但Soler与邓紫棋不同的是，他们一副异域面孔，唱起国语歌时，难免有一种违和感，况且他们国语本身并不好。而邓紫棋4岁来港前，住在上海，小时候就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背诵唐诗。国语对她来说，并非重新捡起，而是从未丢弃。
张丹是汪峰的歌迷，也喜欢内地的摇滚乐，收藏了窦唯、何勇、张楚等人的很多专辑。“国语只有四个音。广东话是九个音，（写歌时）需要计算很多，音对好了，韵又押不好。又要押韵，又要对音，写出来的词很多就很奇怪，有的太直接了。国语可以词曲一起写，粤语歌一般要先有旋律，再填词。”张丹说，“广东话本来就不合适音乐，九个音的歌词就把创意拖垮了。”
除了最后一句，他对粤语歌的判断，是香港业内许多人的共识。同为香港音乐人的梁翘柏说：“是很难，所以才会有很有水准的填词人出现。内地和台湾人说写词，我们香港人说填词，就是因为先有旋律，然后把词填进去。”但他不同意以优劣来衡量：“我觉得艺术是这样，越给它一些范围，难度越大，就越有创意。”
对于邓紫棋来说，不同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广东话和国语都是我熟悉的语言。广东话很硬朗，有节奏感的歌，广东话表达比较好。但我写抒情歌，则要么写英文要么写普通话。比较凄美的情绪，广东话唱出来，好像没有那么贴切。”
张丹并不否认市场因素。“哪里有观众，你就就去哪里表演给他听。我希望把国语多一点唱出来。广东话应该像台语一样，变成一个古老小众的东西。”张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香港媒体听到我这些话会很生气，觉得我是魔鬼。”
这确实是个敏感话题，触碰到了某种痛处。在陆港矛盾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一些持民粹论调的人，甚至将邓紫棋唱国语歌、上《我是歌手》视为一种投机。
但若观察香港音乐史，粤语歌早年只是粤语片的附属品，随着六十年代台湾国语片的大举进入，粤语片一度衰落，粤语歌被视为过时老旧的产物，普通话和英文歌双双成为潮流先锋。而第一首有时代意义的粤语歌出现在70年代初，是许冠文作词许冠杰谱曲演唱的《铁塔凌云》（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却是先有词后有曲）。在TVB喜剧节目《双星报喜》中演唱后，再加上歌中所蕴含本港情怀，它流传开来，粤语歌也随之越来越流行，在八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
近半个世纪后，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曾经为港人所热衷的普通话歌曲，被一些人贴上充满歧视性的“蝗语”的标签；TVB作为传媒平台，即使在香港之内，亦不复当年的影响力；而香港作为华人圈里娱乐中心的地位，正在衰落。焦虑感在这座城市弥漫着。从业超过20年的香港娱乐记者翟浩然向亚洲周刊表达了他的失落，“以前台湾明星来港宣传，约两个小时的专访很容易，现在很难约了，有些只肯做大型记者会与简短访问，有些很久才来一次，这里已不是他们的重视的市场首选。”
香港流行文化专家冯应谦告诉亚洲周刊，香港的娱乐公司相比以前，已经不再广推新人了，因为太难挣钱。梁翘柏认为，香港乐坛自有优质的后来者，但问题是，“你对这个市场缺少期待，你都不关心了，你怎么会想去了解那些音乐上有创意的歌手呢？”
内地这块蛋糕则越来越诱人，在那片巨大的市场里，即使能够分一小杯羹，也是收益可观。彭佳慧去年参加《我是歌手》后，在大陆的商演报价已经超过40万元，且应接不暇。而广受中老年人喜爱的内地组合凤凰传奇，商演价格已达80万，每年商演邀约超过百场。搅动音乐市场的，还有那些资本雄厚的网络公司，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酷狗、腾讯、百度等公司开始了竞争，以高价买下流行音乐的网络版权，网络音乐不赚钱的旧格局正在改变。这种趋势，香港娱乐不可能没有注意到。2012年5月，英皇娱乐将霍汶希派到北京常驻。这位带出了谢霆锋、容祖儿等明星的金牌经纪人此前超过20年娱乐业生涯，主场从来都是在香港。
内地市场像一枚硕大的牡蛎，却并不容易撬动。去年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选秀，NowTV设立了香港赛场，选拔了10个人并入杭州赛区的60强，但没有任何一人进入到该赛区的10强之中。而上海卫视的《中国梦之声》中，香港选手们早早出局，而相反之下，几位台湾选手几乎留到比赛的最后阶段。
“香港选手给人的感受是，包装有余，实力不足。”《中国梦之声》的总导演王磊卿说，“语言也是比较大的问题，选秀节目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的表达。因为他们的普通话的表述能力比较差，对选秀来说是非常吃亏，你除了歌曲之外没有一种方式来让大家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实力与语言能力，邓紫棋并不是问题，她只缺少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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