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首充满上海城市风味的流行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横空出世，这是中国第一首也是唯一一首译成英语走向世界乐坛的名曲，它的作曲者便是陈歌辛。1959年，一首感人至深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登上舞台，无论男女老少、海内海外，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梁祝》成为了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音乐的必听曲目，曾先后荣获五次金唱片与白金唱片奖，而它的作曲者之一是陈钢。

陈歌辛和陈钢这对父子，一位把中国的流行音乐推向世界，一位则使中国的交响音乐走向国际，而且至今还是唯一。是怎样的基因密码成就了他们的音乐奇迹呢？同时，近些年，陈钢一直筹办父子两人的音乐会，期望通过音乐跨越时空与父亲重逢，这又有着怎样的深意呢？带着这些疑惑，笔者再次来到了陈钢极富艺术气息的家。

青年时代的陈歌辛

青年时代的陈钢

永远开不败的玫瑰

“父亲是个天才，我只是个人才。”提及父亲，陈钢这样感叹道。

陈歌辛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代便博览群书，他没有受过专业和系统的教育，完全是靠着自己的热爱和毅力自学成才。1934年起，20岁左右的陈歌辛在上海几所中学执教音乐，又自习英、俄、日文。1938年，他担任上海中法剧专音乐教授，与张昊等人创立歌咏指挥训练班，他自己创作的《不准敌人通过》《渡过这冷的冬天》等抗日歌曲，在上海城乡也广为传唱。之后，他还创办实验音乐社，介绍苏联歌曲、中外爱国歌曲和艺术歌曲。1941年，陈歌辛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关入著名的极斯菲尔路76号酷刑折磨三个月后放出。之后，陈歌辛络绎写了不少抒情的流行歌曲，如《蔷薇处处开》《梦中人》《凤凰于飞》《夜上海》《苏州河边》《永远的微笑》《恭喜恭喜》等，曾风靡一时，红歌星周璇所唱红的电影插曲，至少有三分之一由陈歌辛谱曲，姚莉、龚秋霞、李丽华、李香兰、陈娟娟、白光等著名影视歌星也都演唱过陈歌辛的作品。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创作于1940年的电影插曲，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译成英文传入美国，成为爵士歌手弗兰克·莱恩的成名曲，当年登上了全美流行歌曲排行榜榜首。由此，《玫瑰玫瑰我爱你》成为中国第一首译上海百代成英语、传唱海外经久不衰的抒情歌曲，也是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乐坛的经典名曲。由于当时不知道这首歌出自中国的陈歌辛，所以相传在美国有百万版税无人认领。后来陈歌辛听到这个消息后，还开玩笑地说：“要是真领到了这笔钱，我就从美国买一架飞机捐给国家。”

除了流行音乐方面的卓越成就，陈歌辛还创造了很多第一，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中国第一个华尔兹圆舞曲，中国第一部先锋派音乐作品……

无怪乎陈钢骄傲地说：“我父亲是一个天才，又是一个全才。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诗人、学者、语言学家、乐队指挥和中音歌唱家。他写流行音乐，又对古典音乐、现代音乐有非常高的造诣。”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陈歌辛创作了200多部作品，可谓是一个多产的作曲家。那么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与动力来自何方？首先是陈歌辛的混血基因，祖父是印度人，祖母是杭州人，这让陈歌辛骨子里有一种热情奔放的因子，又夹杂了江南人的温文尔雅。上海的中西交融的文化环境也孕育了他的国际思维。接着是爱情。陈钢在《母亲教我的歌》中写道：“妈妈是上海吴宫饭店大经理的千金小姐，而爸爸则是个风流倜傥、目空一切的穷书生。妈妈是祖先来自阿拉伯的回族少女，爸爸虽系印度贵族的后裔，后来却送养于佛门信徒的陈家。门第与宗教这两座门槛，冷冷地隔开了他们。可是，倔性子的妈妈勇敢跨越了门第与宗教的门槛，嫁给了她的心上人。从此，他俩绽开了花一般的梦和火一般的青春……”有了爱情的滋润，陈歌辛的创作有如神助。《永远的微笑》就是陈歌辛写给妻子的一首永恒的情歌，他觉得妻子长得像蒙娜丽莎，有着那永远的微笑。“这首歌是对我妈妈的歌颂赞美，也是对女性的歌颂赞美，同时他好像预见到有不测风云，所以呼唤着：‘心上人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我妈妈就是在这歌声中走完她一生的。”

创作“爱”是陈歌辛的永恒主题，当然这个爱不单单是爱情，还融合了爱家之情，爱国之情，是一种无私而宽阔的大爱。著名词人陈蝶衣也是受陈歌辛的影响而转行的。起初他是一个报人，有一天，他偶然听到陈歌辛的一首歌《不变的心》，相见恨晚的共鸣在心底油然而生，原来歌曲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从这个歌中，他不仅听到男女之情，还听到了爱国之情，原来我们也可以通过歌声、通过音符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因此，他决定转行做词人，他的处女作《凤凰于飞》便是和陈歌辛合作的。一个作曲、一个作词，相得益彰、天衣无缝，陈蝶衣的转行也使陈歌辛多了一个知己。张爱玲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942年，在呼啸而过的卡车声中，忽然听到了旁边百乐门中传出的嗲声嗲气的《蔷薇处处开》，让她在白色恐怖的孤岛时期感受到了小小的圆满，小小的温暖。

然而，在当年的环境中，在一片曲调一致的高昂歌声中，并不是所有人能在陈歌辛描绘的春天、花朵等意象中找到深意的。“当时也有人批评，说这个时候怎么写《蔷薇处处开》，不是靡靡之音嘛。这是庸俗社会学的看法。但那时我们整个历史是这样的，是用政治来干预艺术。在战争年代，我父亲其实是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歌颂呼唤和平。人们需要《义勇军进行曲》进行激励，但是同时也需要另一种风格的歌曲抚慰战栗的心灵。其实，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人们唱的也都是爱情歌曲，这个时候人们更需要爱、需要安慰。”陈钢提到。

周璇曾说过：“听陈先生讲话，感到是一种享受；唱陈先生的作品，感到十分的贴心。”这份“贴心”在于陈歌辛的作品始终是展现人性的，所以他的歌可以跨越时空，成为经典，任凭时光的打磨都经久不衰。邓丽君、蔡琴、梅艳芳、张惠妹、罗大佑等都在演唱会上唱过陈歌辛的作品，每每唱起都深情款款；王家卫也曾在电影《花样年华》中向陈歌辛致敬；而《恭喜恭喜》成为了华人地区至今无法取代的春节必唱曲目。

陈歌辛的“粉丝”不仅遍布国内，还遍布国外。至今陈钢还在不断接待父亲的“粉丝”。“这是荷兰爵士歌后劳拉·费琪的新专辑。”陈钢指着书桌上一张专辑说，“不久前她来看我，一进门就送我一大束玫瑰花。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是用中文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她唱得非常缓慢。她也邀请我去香港出席她的演唱会，我去了，场面非常轰动。”

“《枕边情书》中，导演把《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放在了片头片尾，但其实那首歌和电影没什么关系。我就写信给导演，为什么要用这首歌，他回答：‘我爸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以后，每天晚上洗澡时都要哼这首歌，我从小在这个歌声中长大，我有一个情结，我想你也是在这个歌声中长大的吧。’”陈钢又举例道。然而随之他话锋一转，一声长叹：“可惜他走得太早了。他的悲剧是走得太前了，所以时代不能容忍他。”

1946年，陈歌辛和妻子金娇丽一起前往香港投奔夏衍，生活安逸，其乐融融。可是，1950年，他应夏衍之邀，放弃了香港较优越的生活，满怀憧憬和希望重回上海，那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决定注定了他日后悲惨的命运。1957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山沟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1961年连饿带病在那里过世。

废墟里面飞起来的火凤凰

不过，在安徽白茅岭农场那段艰苦的日子里，陈歌辛也有过惊喜。1959年的一日，陈歌辛在广播里听到了《梁祝》，作曲之一是陈钢，他激动万分。当年，还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陈钢与管弦系的同学何占豪合作，在新中国诞生10周年之际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部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体的作品一时间轰动全国，更在之后的日子里走向了世界。

然而，陈钢笑着坦言，小时候非但没有做音乐家的志向，反而对音乐的印象是不佳的。“我总是记起瓦拉一只又黑又粗又毛的手打在我弹钢琴的小手上。”当时，身为大作曲家的陈歌辛并没有期望子女继承自己，但是他觉得音乐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素质教育”。于是，陈钢在10岁左右时同弟弟妹妹一起学起了钢琴，匈牙利人瓦拉成为他们的钢琴老师。为了训练陈钢保持平稳的弹琴姿势，瓦拉会把一个火柴盒放在他的手上，手一翘起来，火柴盒就掉下来了，随之瓦拉的大手就会打下来。

14岁时，少年陈钢自作主张虚报年龄参加了解放军。起初年轻气盛的他觉得父亲没有自己革命。“我父亲对我一直很和蔼，从来没板过脸，这次他写了一封信，严肃地对我说：你会挑担子，我会挑音符。我挑音符并不比你挑担子轻松、低下。”陈钢回忆道。儿时的叛逆情绪让陈钢离家参军，然而冥冥中的安排，又把他扯回到音乐之路上，与父亲一样“挑”起了音符。当年，一心要上前方打仗的陈钢因眼睛近视，最终被分配到文工团，在那里继续弹钢琴。“文工团花钱请了老师教我学钢琴。那个时候我每天练八个小时，弹到后来手指都弹坏了。”为此，陈钢不得不另谋打算。抗美援朝时期，他写了一首歌，名叫《我们是保卫人民的铁军》，写完以后寄到上海，父亲帮他稍作修改之后投到《解放日报》，没想到作品发表了，还寄来了5元钱稿费，这下激起了陈钢对于作曲的兴趣。他开始努力跟着父亲学习，认真地记笔记、做和声习题，不论是在文工团，还是放假在家，他的工作内容和业余生活就是音乐。

1955年陈钢顺利地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这个时候的陈钢在作曲技术方面已经得到了父亲的真传。“最主要的基础都是我父亲帮我打的，除了基因遗传、技术的教授，更重要是观念上的。首先是做人的观念，其次是做艺术的观念。父亲对音乐的态度是宽厚的。他曾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人很喜欢古典音乐，古典音乐里面最喜欢巴赫，所以他听的是巴赫，想的是巴赫，晚上做梦也是巴赫，窗前放了一个很大的巴赫的像。一天晚上梦见巴赫从画框里走下来，对他说：孩子，你不能只喜欢我一个人的东西，你要喜欢好的东西。借这个故事，父亲告诉我，音乐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好坏之分，他告诉我要有三只耳朵，分别是古典音乐的耳朵，流行音乐的耳朵，现代音乐的耳朵，这也影响到我这辈子对音乐的态度。”

1959年，陈钢和何占豪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轰动全场，之后在全国广为流传。通过广播陈歌辛听到了乐声，他一方面分享着儿子的欢愉和成就，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想告诉陈钢，他希望陈钢能寄一份签名的乐谱给他。母亲把父亲的愿望告诉了陈钢，后来谱子是寄过去了，但是陈钢犹豫再三后并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1961年陈歌辛病逝，而陈钢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父亲对《梁祝》最后的意见了。“这是我很大的遗憾，当时的环境把‘情’字都割掉了，父子情、夫妻情、姐妹情，全部断掉了，现在想起来是很惭愧的事情。”陈钢悲叹地说。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首演[1959年5月27日，兰心大戏院]

在那样的年代，“玫瑰”被风吹雨打，“蝴蝶”也不可能幸免于难。“文革”10年，《梁祝》被视为“每个音符蘸着反党毒汁的大毒草”，被认为：工人听了开不了机器了，农民听了举不起锄头了，解放军听了枪打歪了。陈钢因此被关进“牛棚”批斗。当笔者询问他感到最痛苦的是什么时，他坦言并非肉体上的折磨，“最受不了的是人的尊严受到侮辱。知识分子就是一张皮啊，但是这张皮很薄啊。当时我父亲去世了，我妈妈在住院，红卫兵把我押到家里，把窗全部打开，然后让我自己喊：‘打倒反党分子陈钢’，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我从小当兵，是个红小鬼，怎么革到我的头上？我很疑惑。我们那里有个女教授，从英国回来的，知道第二天要斗她，当天晚上开煤气自杀，自杀以前打扮得特别漂亮，她要带着尊严与美丽离开这不平的世界。我妈妈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成为了右派最底层，但她每天上班都打扮得很清爽，她一定要保持这个尊严。所以文革对我们知识分子最大的摧毁是灵魂上的。”陈钢叹着气说道。

断送了爱情，失去了父亲，撕毁了尊严，任何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想必都会产生万念俱灰的绝望。然而陈钢没有，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越是没有阳光的时候越期盼阳光；越是绝望的时候越充满希望。在战火纷飞的恐怖时期，陈歌辛写出了给人温暖与希望的《度过这冬天》《蔷薇处处开》等，而在残酷的文革时期，陈钢也写出了“红色小提琴”系列的小提琴协奏曲，在没有阳光的时候写了《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在没有早晨的时候写了《苗岭的早晨》。他的作品和他父亲的一样，没有一丝灰暗与怨恨，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对生活和艺术的无限热爱。陈钢说：“父亲一生高歌春天，可等待他的却是寒冬腊月；他一生描绘花朵和爱情，回报他的却是妒恨和断枝残叶。他在那短短46年的岁月中，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为这个并不爱他的世界，留下无尽的爱……爱，是他全部作品的中心。”而陈歌辛也把这份爱遗传给了他的子女们。

“我对‘红色’有个特别的界定，我认为‘红色’是：我们花样年华时的一抹朝霞——我就是一个证明，我14岁就去当兵；红色是我们蹉跎岁月的血色浪漫——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带着希望；红色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我们都是梦中人，我们艺术家都应该是梦中人。”陈钢说道。

因为心中有梦，心中有爱，所以经历了文革后的陈钢没有被挫折吓倒，而是随着磨砺愈加成熟与坚强。所以曾有人评价陈钢如同“废墟里面飞起来的火凤凰，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创伤。”《梁祝》后，陈钢又写出了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以昭君出塞时“情洒异乡，眷恋故土”的情感经历，寄托自己对祖国、对亲人矢志不渝的爱。同时，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首竖琴协奏曲和第一首双簧管协奏曲。最近几年，陈钢在创作之余，还在为弘扬父亲的音乐成果奔忙。

找回陈歌辛，找回海派文化

“有一家报纸用三个版面介绍了父亲。取的标题很长，也很特别：‘陈歌辛，我们把他丢掉了50年，现在一点一点找回来’。”陈钢一字一顿地说。这个朴实又冗长的题目显然很契合陈钢的心声。半个世纪过去，很多人还不断哼唱着那些经典老歌，却把作曲者陈歌辛遗忘了。一次龙应台与陈钢同桌吃饭，龙应台问起是否听过《永远的微笑》时，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首她喜爱的歌曲是陈钢父亲写给他母亲的深情之作。

“现在我们整个社会也开始慢慢找他了，包括李岚清同志还特地画了我父亲的素描，寄过来问我像不像。他们都在关心，这是好事情。”陈钢指着李岚清的素描图告诉笔者。随后他又翻出了一张香港《明报》，此报用整整两个版面报道了陈歌辛与陈钢父子音乐会《玫瑰与蝴蝶》的盛况。近些年，陈钢也试图通过音乐的演绎找回父亲。

白面书生，很儒雅，轻声细语，英俊潇洒又有才华，女人们都很喜欢他——这是大多数人心中的陈歌辛，而儿子陈钢对他则有着更深的理解。“他的外表、举止很儒雅，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炙热的，只是他的表现并不直接。这也是我通过他的歌曲感觉到的，你听他的歌都很柔美，像《花样年华》《永远的微笑》，演唱者唱得很平静，其实里面波澜起伏，充满了戏剧性，当我尝试着用交响乐的形式去表达的时候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陈钢颇有兴致地打着谱，唱起了交响曲版的《花样年华》《永远的微笑》《度过这冬天》，一脸的陶醉与深情。“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当时的配器都是第一流的，很精致，有交响乐的元素，中西结合，内涵很深，这是现在的流行歌曲无法做到的。”

25年前，陈钢就在香港举办过一场别开生面的“陈歌辛、陈钢、陈东父子情音乐会”，由陈钢的小弟弟、旅美男中音歌唱家陈东演唱经陈钢整理、配器的几首陈歌辛的名曲。近两年，陈钢又精心筹备了名为《玫瑰与蝴蝶》的音乐会，2010年5月30日在纽约市皇后大学寇登中心音乐大厅上演，1800个座位座无虚席，其中年龄最大的观众有103岁，带着全家慕名前来；2011年7月26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2000多人共聚一堂，气氛热烈而感人；而本次采访时，陈钢正忙着准备2011年10月在德国的演出。

作曲家-陈钢

“这不是场简单的音乐会，它是情感的聚会，也是历史的聚会，文化的聚会。在纽约、香港演出时，整个社会对音乐会非常关注，这不仅是对我和我父亲的关注，更是对海派文化的关注。我们的作品都是在上海诞生的，是上海的财富。我希望通过两代人的音乐作品，把100多年的海派文化以及传承勾勒出来，展现给全国乃至世界。”陈钢激动地说道。

记者：现在人们对海派文化有多种解释，你是怎么理解的？你与你父亲的音乐作品如何体现海派文化的传承？

陈钢：我们现在对海派文化有一种误读，或者模糊的理解，仅把一些滑稽演员奉为上海的形象代表。他们只能代表上海的某一阶层，不能代表上海的主流文化形象，他们代表的市井文化有存在的必要，是上海更需要的是高雅文化。上海是中国最早的城市文明的诞生地，所以海派文化不是一个地域性文化，是国际性的大都会文化，表现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个风貌、风情。具体地说，我认为，海派文化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是高度。上海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它的音乐形象代表不是《天涯歌女》。《天涯歌女》是为周璇电影里的需要而作的，代表吴越文化、老城厢文化，但不是大都市文化。那么，上海城市音乐的代表是什么？是《玫瑰玫瑰我爱你》。60年前一位美国的爵士歌手唱红了这首歌，60年后一位荷兰的爵士歌后再次演绎，这已经充分勾画了这首歌的历史地位、它的国际化，所以这才是上海的骄傲，是上海音乐的标志。

第二是速度。20世纪是个速度的世纪，音乐也是这样。当时我有个疑惑，爵士音乐是民间音乐，能跑到中国来，我们的秧歌舞也是民间艺术，怎么走不到世界去呢？后来1981年我到美国去，在高速公路上时忽然恍然大悟，爵士音乐的切分节奏是不断向前的，就像高速公路的节奏，只前进不后退，这是20世纪的时代节奏。而我们秧歌舞是走一步退两步的，当时中国的整个节奏就是农业文明的节奏，四平八稳，不符合时代的节奏。

第三是宽度。海派文化是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这个文化全世界只有上海有。美国也是个音乐国家，它有各种文化，但是它没有本土文化。上海很特别，交融着两种文化，一种是租界文化、外来文化，一种是城隍庙文化、吴越文化。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生在一个老式的家庭，对中国的文化很喜欢，同时他的老师们是犹太人，他又懂几国外语，中西文都很好，这使得他能突破本土的小调，用国际的思维、国际的方法来演绎包装音乐。同时，海纳百川的另一个特色是雅俗共赏。一个作品做得高雅得让人听不懂是不难的，做得俗就更容易，可你要做得各种不同阶层都能接受就难了。但是父亲的歌曲做到了，《梁祝》也做到了。

第四是精度。海派文化中的感情是非常精致、非常精细、非常精到的，这一方面受中国传统诗词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上海的所有外来文化中间，最重要的应该说是法国文化，法国文化是高雅的，富有情调的。这也影响了我父亲，你看他创作的《苏州河边》中的词：‘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千言万语变做沉默……’多么诗意，现在什么《老鼠爱大米》很俗气，是一种倒退的表现。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更要找回上海的贵气，摈弃俗气。这种贵气并不是狭义上的奢华光鲜。在英国，贵族是荣誉、尊严、责任的代表。

第五是亮度。夜是都市的眼睛。1981年我第一次到美国，第一印象就是旧金山的夜。那时候上海是灰蒙蒙的，表情也灰蒙蒙的，衣服也灰蒙蒙的，天也灰蒙蒙的，到旧金山一看，晚上那么亮啊。夜反而衬托出一个都市的明亮和繁华。父亲创作的《夜上海》描绘的就是上海的夜，有着农村所没有的宽阔的胸怀，成为上海的音乐名片。

记者：你父亲的流行音乐成为了经典，但是现在的流行音乐等同于快餐音乐了。

陈钢：现在的流行音乐是“流星”音乐。时光倒流70年，那时的流行音乐是什么概念？就是展示城市风貌的音乐，是能进入国际的。它们是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很有诗意的，但是现在很多流行歌曲表达不清，又不好听。这也和作者与受众的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张爱玲说自己是小市民，以前的市民是张爱玲水平的，那么现在白领的水平呢？

记者：在你看来，现在出不了大师、大作的原因何在呢？

陈钢：再好的种子要有好的土壤、空气、肥料。我父亲生长的年代是上海文化发展最好的时期，各种文化交融，他们像海绵一样自由又充分地吸收养料，大师辈出。他们如同是一颗种子撒在大地上，参天大树就自己长出来了。其实，《梁祝》的诞生也是这样，是天时地利人和下的成果。但是现在中国的教育方式是盆景式，这里剪一点那里抓一点，成不了大的气候。现在人们好像蛮努力，经济条件也很好，但没有了那样丰富自由的土壤。

记者：你与你父亲的音乐会在海外、在香港很轰动，但是为何在诞生地上海动静却不大呢？

陈钢：其他地方都是对方出资邀请的，但是要在上海开，得自己筹备资金。去年我开了一场个人音乐会，花了30万元，若没有基金会的支持，根本开不了。今年要开的话，至少要50万元。这也是一个悲哀。在香港、在台湾、在纽约，人们对上海的感情是那么浓，但是很多上海本地人却并不重视自己的财富，这不应该感到惭愧吗？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怀旧？怀旧是为了唤起一种记忆、一种责任。是好的东西没有了才会去怀旧。多年来，在国内传唱的还是那么几首歌，去年世博会放的还是《梁祝》。上海有代表高度的姚明，代表速度的刘翔，但是代表上海文化的高度和速度在哪里呢？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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