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期，打口磁带进入中国，崔人予开始卖打口磁带，这让他接触到很多外国音乐，后来，他萌发了做一本音乐杂志的念头。因为在他想去了解外国音乐的时候，他发现当时的很多音乐杂志都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后来就有了《口袋音乐》这本杂志。至于一本杂志该怎么做，他没有想太多，甚至这本杂志一直属于非法出版物，当他第一次把外国乐队带到中国演出，也是非法演出，一直到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声演坊，他的业务才合法了，于是他把它当成一个正式推广小众文化的事情来做。
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崔人予，他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希望把很文艺的那种音乐，比如小清新音乐推广到中国。他没有太多的经商经验，甚至用一种看起来很笨拙的方式把事情一件一件做了下来。目前，这家小公司已经与国内外30多支乐队签约，代理发行他们的唱片和巡回演出。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去做一本音乐杂志？
崔人予：首先确实是自己喜欢，我很相信信念和梦想的力量。我很喜欢《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因为讲的是信念的力量。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就着手去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做到今天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仅仅是零售，把杂志卖给身边一些朋友和一些对音乐感兴趣的人。因为中国的音乐市场确实是混乱而不健康的，我是一点点进入了这个圈子的内部，从零售、批发直到现在的演出和音乐节。做杂志也是因为觉得当时没有太好的音乐杂志，当时有《通俗歌曲》、《非音乐》、《我爱摇滚乐》。《我爱摇滚乐》很极端，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需要它，但更多的人需要的是一些向上的、平和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做《口袋音乐》的想法。当时也认识很多喜欢音乐并且能写出很好文字的人，就这样开始做了。但其实做的这些事很多都是一时冲动，当时做杂志没有任何的赞助和广告，后来因为经常赔钱，所以就暂时停了。我希望把音乐做好之后，《口袋音乐》可以重新启动，当作是音乐节的宣传品，没有广告也没关系，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推广音乐节。中国虽然有很多音乐节，但大部分都很同质化，80%的国内乐队，再加入一些国外的乐队和一些流行歌手。我做演出的时候慢慢发现，有一些人更喜欢听国外的清新音乐或者后摇滚，这些人并不在少数，并且忠诚度很高，我想试着做做这些。开始，我是想给迷笛音乐节提供乐队，也和张帆联系过，但是他们不需要。摩登天空也和我联络过，希望和我们合作，控股我们，但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不合适，合作是可以的，但是控股不是很能接受。没有办法和其他组织合作，我们只能自己玩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初是怎么做起来的？
崔人予：当站在这个行业门外的时候，我觉得做唱片、出杂志或者做演出都很难，但开始做了就发现其实都不难。最开始做杂志是零售，小本生意，大概几百上千块钱就够了。后来做发行也还比较顺利，一些乐队把CD放在我这儿代售，几个月或者卖光之后结账一次，这样也不需要投入很多成本。《非音乐》总部在桂林，有一年我去南方玩，顺便也去了一趟《非音乐》的总部，他们的杂志社就是一个办公室，流程就是约稿，交稿之后校对、排版、印刷，我觉得这些也不是很难。2003年我就开始想自己做一本杂志，开始约稿很顺利，约到了一些质量很好的稿子。然后就是选歌，主要是在我听过的歌里面选一些我觉得不错的。然后就是联系印刷厂印刷，因为当时申请不到音像号，所以就和《非音乐》一样地下发行。另外，我还有一个渠道，许多唱片店从我这里进货，所以当时第一期卖得很好。当然，还有报刊亭这第二个渠道，有些发行商可以把杂志放在报刊亭，所以就这样开始做《口袋音乐》了。第一期做了6000本，销量很好，第二期就做了9000本，一下子就卖得不好了，后来就减少到三四千本……到最后就只印2000本了，相当于走下坡路，资金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就停下来了。后来的代售唱片，有些唱片很好卖，像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我们引进这些唱片。还有李志，当时我们代售他的唱片，很多人非常喜欢。他自己做了几百张刻录盘，我听了之后很喜欢，杂志里用了他的歌，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然后我就把他的歌正式出版。从这儿开始，自己就走上了唱片发行的这条路。国内的还好，只需要申请音像号，资料充足了，交了钱基本就可以了。有了音像号之后就是设计专辑封面，印刷、光盘压制，然后组合在一起，制成成品销售，这些都不是特别难的事情。唱片发行是从2006年开始的。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大概发行了多少张唱片？
崔人予：70张。
三联生活周刊：发行渠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崔人予：刚开始是卖打口唱片，然后是国内小样，然后再发行杂志，发行唱片。因为各地都有一些文化店，无论是卖打口唱片还是独立电影的店，他们通过网络知道我这里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就通过网络联系进货。多的时候大概全国有三四十家，但是现在大部分已经倒闭了。当时就是通过这些店卖小样、卖杂志、卖唱片，唱片这方面后来我也通过北京音像大楼这样的渠道卖了一些。像李志、My Little Airport的唱片都卖得挺好的，所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继续做下去。然后，还有后来的Tamas Wells、Maximilian Hecker都卖得很好。
三联生活周刊：最多能卖到多少张？
崔人予：1万张。而且我们真的是发行渠道比较窄，基本上是以自己卖为主，以前我们的唱片在“光合作用”卖得挺好的，后来书店倒闭了。
三联生活周刊：做演出是什么时候？
崔人予：演出是从2007年开始做的。做的第一场国外的演出就是Maximilian Hecker，这场演出还是给我们很大惊喜的，北京来了550人，上海来了约有800人，门票预售180元，现场260元，价格挺高的。我这个人比较乐观，开了一个好头之后我就想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市场并不是全都这么好，可能只有20%能达到这个程度。2010年我做了130场，效果还不错，但去年做的170场，反响就没那么好。一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不够，受众以学生为主，每次演出门票100块钱对他们来说还是挺贵的。本来的想法是把巡演做大一些，因为音乐节这个市场竞争很激烈，虽然我们的乐队比较新鲜，但依然面临着很激烈的竞争，我知道这个工程量很大。我不想去竞争音乐节这个市场，我想在巡演上做大一些，做好一些，每年做到1000场。这样也就可以占到这个市场的50%，可以把国外的一些乐队的演出都接下来。现在想今年做音乐节，我有信心音乐节会很有票房。招商是我的弱项，但我相信第一届之后，第二届就会有很多商家主动联系我们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大概的思路，我相信慢慢就会有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演出中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崔人予：就是很多演出场地没有演出资格。“愚公移山”和“星光现场”现在可以了，以前连报批的资格都没有。其他的很多演出场地，包括MAO，成都小酒馆这些成立很久很知名的演出场所都没有报批的资格，就是说不具备国家批准的演出资格。通常这样的演出不会被查，除非有人举报。其实这个市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相对应的法规和政策出台。政府虽然一直说支持文化产业，但是限制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演出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一开始一直面对的是一个小众的市场，相对于大众市场，它有什么不一样？
崔人予：“苹果”开始也是小众的，记得有本书说过：小众就是未来的大众。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上学只是学习和考试，音乐给我带来了感动和成长。欧美的一些摇滚乐真的是开启了我的头脑，摇滚乐给人的真实与爱，艺术与美感，很多都让我觉得人生丰富了，眼界也开阔了，所以就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1996年在西安上大学，大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同学，他们都接受不了，一切都是慢慢来的。我们卖唱片也是，李志、Tamas Wells、Maximilian Hecker都卖到1万张，现在李志也非常火。更重要的是，还有欧美可以作为对照，中国的音乐市场和欧美相比要落后三四十年，但是追的话会很快，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未来会很广阔。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与外国的这些乐队联系上的？
崔人予：这些歌手和乐队大多都没有经纪人，都是自己在处理自己的事情，经纪人很麻烦，费用也高。Maximilian Hecker是通过台湾一个厂牌给我介绍的，演出做完之后觉得效果很好，我就开始自己联系。现在我们做音乐节，还有很多歌迷不相信我们可以请来这些乐手，他们觉得很大腕。事实上，这些音乐人很独立，只要写信谈好条件、签好合同，他们都会来，之前的巡演基本上都没有签过合同，都是彼此信任就来了。音乐节为了报批，我们都签了合同。
三联生活周刊：看来国外很多音乐人也不是按照很正规的流程去处理这些事的？
崔人予：对。外国的乐手信任和真诚是很普遍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请国外音乐人来演出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麻烦？
崔人予：有。我发出的信可能有一半没有回复，回复的那些信件里大概有2/3都会来。还有一些出场费比较贵的，因为资金的限制没办法请来。我们请来的都是喜欢中国文化，想来中国看看，演出价格又比较合理的音乐人。做国外音乐人的演出还有两点原因，国外的唱片品牌都比较丰富，中国确实没有人在做唱片代理，我甚至想过把世界上所有好的唱片都代理过来，我想成为那“四大”之外的“第五大”。我想把很多像4AD这样的好唱片公司的艺人在中国代理了，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吧，现在也在做这件事；第二就是，因为中国乐手很难合作，素质有高有低，想和大家混熟的话就要在一起吃喝玩乐，我又不喜欢混圈子。中国的乐手，聪明的，像李志这样的，就自己全干了。还有一些就是哪里给钱多就去哪儿，像谢天笑这样的。国内的乐手和中国的国民素质是一样的，我开始做的时候也是以国内为主，后来觉得这样行不通，现在就以国外为主。国内的一些不知名，但音乐很好，不想找大公司做又很需要帮助的乐手就会和我们合作。我想音乐节之后，就做一个延续品牌，还是以国外乐手为主，因为他们真的很容易谈成合作。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有版权的音乐品牌，做一些和音乐、乐手相关的T恤，我觉得中国的服装市场也是很有潜力的。我连名字都想好了，就叫Live Life——现场生活。早期就是乐队授权，接下来可以做一些中国文化的，像日本有优衣库还有无印良品，中国还没有一个有自己文化的服装品牌。现在国内的品牌很多都是有钱就可以做，事实上没有什么文化内涵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在代理国外唱片方面现在有什么成果？
崔人予：我谈过的其实不多，在这70张唱片后，我引进了很多艺人的唱片，但80%的艺人是不好卖的，造成了一部分唱片的积压。所以音乐节是一个机会，音乐节唱片会卖得很好。很多歌迷在听现场之前，不喜欢买唱片，即使你便宜10元钱他们也不会买。但演出之后，歌迷很兴奋，会喜欢去买一张唱片当作纪念或礼品，现场和音乐节会卖很多唱片，传统渠道已经卖得很少了。所以我希望把音乐节这个渠道做好之后，再引进更多的唱片。
三联生活周刊：考虑过更好的销售渠道吗？
崔人予：销售这方面主要靠巡演和音乐节。唱片店选址很重要。在北京南锣鼓巷有一家唱片店叫MF，我们的很多唱片卖50元1张，那里可以卖到80元1张，还卖得特别好。一是它的位置特别好，人流量大；二是，他们播放音乐的设备也很好，还有调音台，所以唱片卖得特别好，我们有一张唱片这家店就已经卖了1000多张。所以10月份之后我也想开一些小店，每个城市一家，它除了卖唱片也卖周边产品，还会卖门票。选址也要选在人多的地方，这个和书店一样，像“诚品”就卖得很好。当年的“光合作用”也不错，它选的位置都挺好，经营得也还不错，只不过后期经营不善，突然消失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应该经常接触一些非常年轻的消费者，他们现在基本上都在听MP3，是不是对CD认知的概念都已经很差了？
崔人予：也没有。他们通过MP3，接触到某个歌手，特喜欢的话就会买唱片支持。我平时很少带巡演，去年12月份我在上海带了一次巡演。来了800人，门票收入大概就是8万元，唱片卖了1万块钱。唱片就是50元1张，大概卖了200张，有很多初中生也会来买。这几年，我觉得中国人的版权意识和品牌意识提高了，已经慢慢地建立了整体的品牌意识，开始尊重人的创造力。而且，这两年我虽然没卖像“万能青年旅店”或张玮玮的唱片，但和以前相比，唱片在中国的销量确实是在提高的。张玮玮的唱片50元1张，他做300张，很快就卖完了。如果是以前自己卖的话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张。现在的情况是，国外的唱片销量一直在下降，Tamas Wells、Maximilian Hecker都不如以前卖得好了，但是像李志、“万能青年旅店”这些人的唱片销量一直在提高，周云蓬、李志这些人，他们的歌迷越来越多了，愿意买唱片的人的比例也在增加。因为毕竟人数在增多，如果其中有10%愿意买唱片的话，基数增加了，买唱片的人自然也增加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后来又想做音乐节？
崔人予：因为其他音乐节不带我们玩，而且这个市场很大。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崔人予：我们涉猎的还是很全面的，做演出、出唱片、做音乐节，做的不光是一个经纪人做的事，经纪人不管出唱片这些事。我想做的是一条龙服务，刚也说过了，我还希望有一些副产品，T恤、本子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产品，能对艺人有一些金钱上的补助。前两天看到张小盒的创意品牌，它本身的漫画不赚钱，但漫画的衍生产品是很赚钱的。我们有唱片、有演出，如果再有衍生产品，对艺人来说会是一个特别好的补充。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的公司如果往下再发展，愿景是什么？
崔人予：三四年之后，可能每年做60个音乐节，然后出版几百张唱片。我希望到那时，中国可以和世界同步，国外的唱片和中国可以同步发行。然后还希望做一些实体店卖一些东西，还有就是想做连锁Live House。音乐节、商店、出唱片、Live House，给一些电影和广告提供音乐。
三联生活周刊：不管你将来做什么，核心是做一个小众的，而不是大众的东西？
崔人予：是的，因为我觉得小众有真情实感，更有价值。也许未来或许喜欢的人会更多，有几千万甚至1亿人，但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坚持小众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现在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不是累积式的，而是断层的。
崔人予：国外的市场是累积的，国内的不是。听“老鹰”的人可能已经有我这么大了，可能已经有了家庭，不听音乐了。即使他们知道了演出信息，也不会来买票。新的歌迷都是听新的乐手，这些他们更容易接受，小清新或者民谣给大家的是另外一种感觉。我去过法国，当时在他们的小镇上看Iggy Pop的演出，有上万人，全是一些上了年纪、四五十岁的人来看。在中国，可能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让大家去坚持一些东西，整体上无论是媒体宣传还是价值观，都没有形成一个一贯的有延续性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音乐、电影和图书应该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可能工作、家庭占据了人们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大家的收入不高，生活压力也大，很多人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东西。教育也是灌输式的，它并没有教你要真正地去喜欢一些东西，我觉得造成中国文化消费断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且中国人好像没有习惯去看现场音乐，演唱会就像一个巨型的卡拉OK，唱国语歌的那些人就是冲着唱卡拉OK去的。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和社会接轨了，中国未来的市场会很大，在北京和上海我们经常都是连开两三场；在“愚公移山”、MAO，以前很少有爆满的情况，现在也是经常爆满了；“逃跑计划”乐队虽然只出过一张唱片，但也是连续两场爆满。像这样受欢迎的乐手越来越多，以前只有几个，现在至少有十几个。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年轻人听音乐的方式跟你上大学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崔人予：我那时候听的话可能真是在精神上被摇滚感动和撼动了。现在听音乐就是喜欢听谁就听谁，无所谓摇滚或是流行，喜欢上就是喜欢上了，没有想更多其他的什么。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看电影、上网、购物一样，没有更多的精神上的意义，上学的时候听摇滚有很多意义。现在的听众可能更直接一些。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市场，我知道“五月天”2004年来北京，只有几十个人看，8年之后就会有数十万人看。包括陈绮贞，2007年我也做过她的单曲代理，杂志有她的专访，就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但现在已经非常火了。我从这些现象里知道，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大，毕竟人多，经济在发展，人们的素质在提高。
（实习生宋诗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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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这句！
还有采访对象说的整体消费者文化延续性的一种情况，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这本来就是很个性的体现，而国内现在是不允许办真正个性的音像传媒，所以不可能像国外有几十年有口碑的杂志等与读者听众形成一种传承的文化态度和传统，自然就是现在咱们国内总是断裂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