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了解，许多人表示喜欢民乐，但很多时候听不懂，缺乏情感共鸣是影响他们聆听和喜欢民乐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让民乐作品通俗易懂，让普通观众理解并接纳它，是现在民乐创作要面对的关键课题。如果民乐创作者一味单方面地追求所谓的高雅，不顾及普通观众的感受，那么民乐艺术将成为小众性的圈内人的自娱自乐，不能成为惠及百姓的艺术。”席强如是说。
很多音乐界专业人士表示，现在大部分民乐作品崇尚“高精尖”，讲究的是学术性。席强说：“现在大部分民乐创作者对流行的、时尚的、大众的创作手法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太‘小儿科’，不是专业音乐或专业音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例如，2007年中央民族乐团委约作曲家李滨扬创作了一部大型民族管弦乐合唱作品《天下黄河》，作品的民族韵味和内涵都很到位，体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精神气势，深受大众喜爱。可该作品并不能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们认为其作曲手法太简单。所谓简单，就是没有按照我们一直沿用的西方的作曲技法来创作。我认为，作曲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而音乐是为人民服务的。技法上华丽复杂但让人们不能理解的音乐作品，是失败的。这种失败还延续到我们评判一部民乐作品优秀与否的比赛上，一些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品，获奖后因没有市场，就‘刀枪入库不见天日’，而一些没获奖的作品却在舞台上常演不衰。”
席强强调：“面对以上现象，我们要深思，民乐创作这种自娱自乐的状态的确需要改变。创作者们尤其是专业院校的作曲家，一定要理清民乐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服务对象的问题。要尽快转变创作理念，不能让‘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成为互不理睬的对头。”
●唐建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 多给新创作品演出机会
对于民乐创作现状，唐建平态度乐观：“目前来看，民乐作品的创作观念、表现力、文化内涵等方面已具有新时代的特征，一批比较符合当下观众审美情趣的民乐作品出现在大众视野，如作曲家谭盾的《火祭》、郭文景的《愁空山》、秦文琛的《唤凤》和我的作品《春秋》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时代性不是单纯表现在作品的技术性上，更多的是指作品的思想性。又如以‘女子十二乐坊’为代表的‘新民乐’，其实是明清时期民乐表演的变形，也是民乐在当下发展的尝试。总体来说，我认为，新时期的民族音乐不应等同于过去的民间音乐，它已经拥有更多元的文化内涵。现在人民的素质提高了，音乐内容不能只是简单地反映生活场景，应更多地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
对于民乐创作今后的发展，唐建平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作为一名学者和作曲家，发自肺腑地希望国家能够充分重视民乐现在发展起来的部分，不要只看有市场的、列入节目单的部分。因为，民乐不像流行歌曲，瞬间就能被大众记住、传播开来。新时代的民乐作品要想深入人心，就必须靠反复演出。这几年，我随一些团队去国外演出，发现演出曲目都是中国传统民乐曲目《百鸟朝凤》、《二泉映月》等，新创作的民乐作品总登不上台面。我觉得，新创作的民乐作品才能反映新时代中国的面貌。我们不要总担心别人听不懂，就是要创作一些高难度的曲子，让听众肃然起敬。这就如同我们听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你能说自己都听懂了吗？可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他们作品的喜爱。我认为，国家对民乐的发展应该制定多方向的战略层次，既要有面向大众、推向市场的通俗易懂的民乐作品，也要有代表国家水准的民乐作品面向专业人士并走出国门。民乐发展不能走独木桥。”
●刘文金（作曲家）：要想有好的民乐作品，创作者是关键
对于目前民乐创作队伍的素质，刘文金告诉记者，进入新世纪以来，作曲家的创作理念发生了许多变化，民乐创作真正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目标。由此，作曲家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所肩负的时代责任。当然，民乐作曲家队伍的素质也是多种多样的，职业或者业余出身从事演奏又搞点创作的人仍不在少数。目前音乐艺术院校中的职业作曲家（包括部分作曲系学生）能拿出部分精力关注民乐创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是好现象。在他们的眼中，对民乐的认识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倾向于古典民间传统（在新的技术高度），也有的热衷于当代流行音乐形式（所谓“新民乐”），还有一些作曲家在西方近现代技法同中国传统因素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或者尝试（带有某种实验性）。
提高民乐创作者的素质是民乐创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刘文金说：“当前民乐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年轻一代的作曲家对我国古典传统和民间传统的音乐文化了解不多、理解不深，对如何有效地把握好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也心中没谱儿。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仍然在高等音乐艺术院校作曲专业的教学方面。作曲专业除了应该学好古典和近现代作曲技法等理论课程外，还应对学生创作理念方面进行正确的启迪和指导，使学生理解音乐创作应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大方向和大目标；增强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学生在我国古典和民间优秀文化传统方面的素养，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争取民乐创作更加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
●冯晓泉（演奏家、作曲家）： 很多新创作品粗制滥造
“新民乐”是最近一二十年出现的一种新形式的音乐，与传统民乐不同，观众对它褒贬不一。对此，冯晓泉表示：“现在，人们总把传统音乐与‘新民乐’分开，其实不用区分。我认为，形式只是外在的，如演奏时用伴奏带、现代乐器等，这些手段都是对民乐发展尝试性的实验，不会改变民乐的根本状态。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天华采用西洋三部曲式的作曲手法创作了二胡曲《光明行》，当时这在国内还是首次，深受好评。五六十年代，彭修文对传统民乐《春江花月夜》、《月儿高》等进行了改编和配器，增强了以单旋律为主的民乐的表现力。80年代，刘文金创作的二胡曲《长城随想》，是新时代启迪下的音乐，在独奏乐器与协奏乐队这两方面都发挥得比较充分，它成为80年代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我国民族管弦乐创作走向成熟的一座里程碑。如今的‘新民乐’也是民乐的一种新形式，仍然以传统民乐为基础，只是在表现形式上较传统音乐更为丰富。”
面对记者提出“新创民乐作品如何被大众接受”的问题，集创作与演奏于一身的冯晓泉更有体会：“新写的作品不等于创新性作品。现在很多新创民乐作品粗制滥造、缺乏新意。事实上，现在大部分专业作曲家都很忙，忙着写容易获得收益的影视剧音乐等。而年轻的作曲者有创作热情，但通常缺乏对民族音乐的深入了解和深刻认识，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作品往往不尽如人意。这种局面，迫使我们这些民乐演奏者开始学习创作作品，其质量当然参差不齐。所以，优秀民乐作品的缺乏是民乐发展的障碍，是民乐创作要克服的难题。要知道，有了量变，才能有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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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耶——
这样就繁荣了？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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