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正因为他已经达到如此的高度，下一步的艺术方向反而成为问题。贝多芬内心中不时感到困惑和不安。
似乎是巧合。欧洲的政治局势与精神气候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贝多芬自身的内心困惑相呼应，或者说，贝多芬的内心困惑恰恰正是此时欧洲整个精神氛围的真实写照。就在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遭遇失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开始走向末路。这一事件中暗含某种象征意味——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启蒙思想开始遭到怀疑乃至抵制。反启蒙的保守思潮开始萌动并逐渐弥漫。此时，理性主义的乐观信念开始动摇。对人性的根本看法与启蒙时代相比，色调开始趋于暗淡。人的理性力量果真像启蒙时代所宣称的那样值得信赖吗？
与这股怀疑理性主义的反启蒙思潮相对应，在音乐艺术中，浪漫主义的观念正在聚集力量，古典主义的理想则面临瓦解。与古典主义讲求比例、平衡的大型结构思维不同，浪漫主义的抒情旋律开始走向前台，局部的色彩成为音乐的主旨。韦伯、舒伯特等浪漫主义新一代人已经崭露头角。面对这样的局面，贝多芬有些无所适从。总体上说，他不喜欢年轻一代的创作。例如，他看不起罗西尼（认为他写得太快，创作不严肃），对施波尔、韦伯等评价也不高（觉得他们过于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尽管他这时越来越出名，但在音乐趣味上他自觉越来越不为人理解。音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下一步自己该如何走？贝多芬正处在重要的风格转折十字路口。这一阶段中，他的创作数量急剧下降。某些作品中还隐约透露出了准浪漫主义的情怀与走向。如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1816年）、以及《A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1（1816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甚至能够感到某种舒曼式的流动性和抒情趣味。他在试探，在投石问路，但还没有决断。
就在贝多芬面临艺术风格转折的关口，他个人生活中的三个重大事件，对以后的贝多芬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心理影响，并促使他改变了艺术走向乃至人生态度。
第一个事件是写给神秘的“永恒爱人”的一封著名情书。此事刚巧也发生在1812年。这一年的6月，贝多芬给一位神秘的女性（此信没有写明收信人）写了一封口吻极为热烈真挚的情书，在信中称其为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爱人”。贝多芬身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关于这位女性是谁，曾有各种猜测。这也成为贝多芬传记研究中的著名课题。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美国的贝多芬权威学者梅纳德·所罗门在1977年撰文证明，这位女性是安东尼·布伦塔诺。她比贝多芬小十岁，出身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世家，丈夫是法兰克福的一个商人。可以推测，她和贝多芬都曾认真地考虑过婚娶成家的可能性。但后来的事实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贝多芬未能如愿与她终成眷属。就我们所关心的课题而言，这一事件最重要的结果是——从此，贝多芬再也没有与任何女性产生恋情。不难想象贝多芬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尽管他非常渴望人间的美好爱情，他却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不可能得到正常的爱情生活。
第二个事件是贝多芬的耳疾越来越严重，到1818年，他终于完全听不到外界的声音，所以只能启用“谈话簿”来保持与外界的交往（别人问贝多芬的问题，需要写在“谈话簿”上，贝多芬在看到文字后，再作出口头回答）。这个事件对我们理解贝多芬的意义在于，贝多芬的晚年由于完全失聪，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内心孤独和与世隔绝。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丰富内心生活的音乐家，被迫以非常艰难的方式维持与外界的交往，这样的生活状态必定影响到他的艺术创作和人生态度取向。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生平事件是那场著名的官司——争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贝多芬的一个弟弟在1815年因病去世，身后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卡尔。贝多芬对弟弟遗孀的品格和能力心存疑虑，非常希望亲自抚养这个侄子。但是，弟媳妇并不认同贝多芬的意愿。于是，贝多芬与弟媳为争夺卡尔的监护权对簿公堂，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极端曲折复杂的诉讼。这场官司对于卷入其中的所有人都是精神折磨，而且谁都不是胜利者。贝多芬对弟媳无端猜疑，弟媳也反过来恶意诽谤贝多芬。更糟糕的是，由于贝多芬对卡尔管教过于严厉又拙于沟通，导致卡尔对这个令人生畏的伯父产生抵触和反感，最终卡尔在1826年夏天因绝望而开枪自杀（未遂）。此事对于晚年体弱多病的贝多芬不啻是极为沉重的精神打击。虽然贝多芬的弟媳妇和卡尔在整个过程中有诸多不是，但不可否认，贝多芬也暴露出他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格缺陷，以及他与常人很难达成正常沟通的行为缺憾。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生活境遇中，贝多芬走向了他的“晚期”。
京公网安备 1101140201152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