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舒骏是歌坛的一个异类，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应该成为一个叱咤歌坛的人物，他的唱片热销过，他的歌词像教材一样被解读过，但他不想让创作屈从于商业，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变成一个风云人物，不管身边如何风起云涌，这个大学学大气科学的人似乎观到了未来的天象，自己的未来，他宁愿在浓厚的人文气息中去找寻一个精神理想国，因此他的创作比任何人来的都要吃力，他不想重复自己写过的主题，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把一个题材写尽，让后人没有机会去重复。当他去写一个话题的时候，会像写论文一样，在痛苦和煎熬中完成一次次创作。这么多年，他每次都把自己逼到才思枯竭的边缘，像挤牙膏一样出了十张专辑。只是听众并不会用他创作的力量去解读他歌曲背后的内涵。这很大程度上让黄舒骏仅仅停留在人文层面，他是个欣赏对象而不是一个大众消费对象。
5月9日，黄舒骏将在上海举办一次演唱会，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陆开演唱会，在台湾，有很多像黄舒骏这样的歌手因为太人文而缺乏商业气息而鲜有机会面对观众。
记者：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出唱片？
黄舒骏：刚开始是有一个个人状态，我对于个人状态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我远在别人发觉之前就已经发觉自己的状态，当然也有很多方法去克服，惊险地过了好几关。从第一张专辑做完之后，就已经觉得写不出第二张了，但是我写出第二张了，当别人说那是我作品里最好的东西时，事实上我知道那是惊险过关的，我在不是非常饱满的状况下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我开始体味到创作这种必须接近一种临界点的必要性，不管叫自我突破也好，急中生智也好，燃烧生命也好，它就是要在某一种临界点才能够产生的一些东西。
1994年，有一天我录音完跟一个编曲去吃早餐，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告诉我说：你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下别人的专辑。我听到他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我非常不悦，我觉得他在暗示我的状况有问题。从1988年到1995年，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个人创作型艺人生活形式或者生命形态，完全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一年只想我今年这十首歌是什么，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以那时候感觉是至高无尚的挑战或成就。但是很不幸可能真被他料中了。我那时候开始对做自己的东西有太多怀疑，那个怀疑包括我在1994年之前做过的这些几乎把我心里面创作版图重要的地方都已经占据了，这真是举步维艰。1995年，刚好黄莺莺要做她的《春光》专辑，我先是帮她写了两首歌，她说那你要不要帮我制作这两首歌，所以这是我开始制作历程的一个开头。这个历程想不到蛮顺利，这一年我制作了很多唱片，伊能静、陶晶莹、甚至Beyond。然后我竟然进了EMI做音乐总监。这个解释了我后来出专辑开始迟缓的原因，其实自己心里一直都非常清楚，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自己的创作，那些只是去调节，好像出去散散心的那种感觉。后来离开EMI，1997年没什么事，我做自己的《两岸》专辑。
但是我在2000年就意识到整个唱片界出线很严重的变化，其实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状况，自己好像再没有那么高的兴致做唱片了，我决定去网络公司去担任总经理。我接触网络比较早一点，事实上已经意识到自己要跟音乐说再见，直到2001年，我做了《改变1995》这首纪念杨明煌的歌。之后我真的已经觉得要离开唱片界了。接下来就是去圆自己另外一个梦，回到台大念硕士MBA，毕业后做台湾选秀节目，接着做大陆选秀节目，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马不停蹄的过程。但是唯独我个人工作这条线有一些中断，中断到后面有一点本来是变虚线，又变得好像没有线。
上海演唱会，坦白说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这么快就能成真，因为我是放羊的孩子。我从2004年一直耳闻说我要在大陆开演唱会，耳闻了这么多年，直到真的进入工作状态，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发生。但最重要的意义是它算是我另外一个做音乐的起点，我可能借着演唱会，去启动我重新个人创作的欲望。
记者：你刚才说自己在创作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到了一个坎儿，但是陆陆续续地出了十张专辑，这种不想重复自己的压力，内心和外部哪个更大一些？
黄舒骏：对自己的要求远胜于外界。我相信外界并没有那么清楚地去希望我这样做，或者说不管是唱片公司立场还是市场反应，或者说有些人很真心希望我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都没有像我对自己那么苛刻。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们最希望的是你不断复制你成功的经验，最好是每张专辑的十首歌都跟前一张卖钱的那十首歌的布局一模一样，最好每一张都有类似《恋爱症候群》这种歌，或者每张都有像《她以为她很美丽》这样调侃式的作品……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去重复过去，不管是音乐形式还是歌词的内容，都希望找到非常独特的角度去完成这些作品，给自己的压力远胜于一切。我的创作后来可能接近病态或某种偏执，这种偏执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压迫到某个角落，你才有可能让那个主题发挥到极致。比如写爱情，我绝对不会写很简单的你爱我我爱你，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几乎没有人尝试过的角度，比如说像《谈恋爱》和《男女之间》这样的歌词。我总是希望我把它写的不需要有别人再来写这个主题了，就好像是圈地为王那种想法。这个企图的个性到后来越来越困难去完成个人创作就来自这里，但每一次自我压迫后还真能出一些东西，可能是痛并快乐着吧。
记者：在你成为一个歌手之前，会向往成为一个歌手之后那种状态给你带来很好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想到进来之后发现创作是那么麻烦。
黄舒骏：我10岁开始就跟着我姐姐听西洋音乐。小时候成绩不错，又多才多艺。我的大学时代，叛逆期到来，决定不想要做原来的自己，才开始尝试有没有可能把音乐当成主业。这个尝试很意外，只是选项之一，我那时候也希望做舞台剧、写剧本、搞实验电影。只是出唱片的机会最早出现，它是横空跨出，突然天外有一只手过来把我拎走的感觉。它把我拎走之后，很快地就进入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领域。我也不是唱片公司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歌手，当时我只写了四首半的歌，他们就已经决定要让我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后来他们真的是这样做了。我是先上车后补票。我在一个月内非常密集地写了9首歌，加上之前的四首半，选十首，就是我的第一张专辑，这个历程非常短，短到我不太记得我有没有真的渴望过做音乐、当歌星或者当创作型艺人，变得我很快就很认可我要做这件事，中间有很多痛苦过程，但如果说我能够持续如此痛苦又有新的作品出现，我会很甘于那种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找到了生命中最应该做的事情。到了1995年自认为几乎是山穷水尽的状态下，才转去和别的艺人合作，他们觉得我那时候状态好极了，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我这一生可以永远把平衡感做得很好的创作型艺人，那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情。
记者：让自己紧绷的创作神经先松弛下来去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上面，会找回自己的状态吧？
黄舒骏：其实最后的目的都是希望，到今天还是，我今天不管做任何的事情，我都一直告诉自己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帮助我回到个人创作状态，所以我永远没有忘记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我绕的圈子比我想象的要大了一圈，也许我原先只预期是3年，到现在是8年，没有做新专辑，以至于很多朋友都以为我离开了音乐，其实一点都没有，我真正生命的核心还是在个人创作这件事情上。
记者：写不出东西的感觉什么样？
黄舒骏：很像你故意催吐，好像要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然后吐不出来又继续催吐，吐到连胆汁都吐完了还要继续催吐的一种感觉。我写过自己形容这种状态的短文，就像挤牙膏，你已经觉得牙膏没了，然后你还是每天去挤它，可糟糕的是它每天还是会跑出一点点，于是你就不停地挤它，然后每天都觉得它到底是不是已经没了，但是你还是要去挤，挤到最后，你甚至要把这个皮给挖掉，然后继续在里面刮，刮到真的一点都不剩，也许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确定说没有。那时候在寻找创作的过程就很类似是这样的。有无数个夜晚我就坐在书桌前，望着书架上一堆书发呆，然后做任何可能的脑力激荡活动，比如说我能不能把第二格那本书的书名加上第五格左边那本书的书名产生我的歌名，用歌名来刺激我要写的主题，诸如此类太多莫名其妙的方法。我看佛教书，看禅宗，看科学，为了要了解对生命恐惧的最原点是什么，就去找宇宙学的书，企图从宇宙的发生去概括生命的起点。人家说欺人太甚，我是欺己太甚。
记者：那些歌大家听着都觉得挺好，不知道你那么痛苦。
黄舒骏：我们在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没有其他故事的描写，我们不知道他是经历过接近于自我毁灭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要追求艺术上的极致，你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相当的恐怖的，但是却一直有一个感觉，好像我能够突破这个痛苦我就能够攀到顶峰，所以才会不断自我压榨。很多大家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歌词其实都是寻找非常久的，有时候卡住两个字就可以卡住我半个月，那是极度的痛苦，当然找到之后它是一个非常喜悦的过程。可是反复经历这种状态，严重影响到我真实的生活，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感情生活。我记得为了做一张专辑，有一天我突然跟女朋友讲，我要去美国一个月，她说要录音吗？我说是要写歌。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你也可以在你家里写，我说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你在我身边我没有办法，她说我可以不来吵你嘛，我说我没有办法，当时就执意一定要完全离开原先的生活环境去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我到了美国一个月，前三个礼拜照样发呆，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也许才有一点点产出，然后就飞回来。
记者：但是整个过程你都扛过来了，很多人扛不住可能就不再去做这样的事了，看来你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黄舒骏：你这样形容我相当同意。我在回忆这段过程时，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占绝大多数的。如果说我是因为环境压力或者强迫的话，我就没有第二张专辑了。其实第二张专辑当时商业压力非常强大，《马不停蹄的忧伤》成功之后，公司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乘胜追击，而我自己希望能够完全不同。前两张专辑风格真的是截然不同，而这个截然不同是在公司强大的要求和压力下完成的。但是自己却在某些时候挺不住给自己的压力——要求绝对的不同。比较年轻的朋友常常会问我说关于人生、生命的感触，我到现在甚至都懒得回答，因为我会直接把我歌曲的歌词拷一段告诉他，我已经写过了，你这个感觉我写过了，太多我写过的东西。我几乎在过去的岁月里把大部分大家可以聊的话题和对生命的疑惑都在我歌曲里面说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会觉得我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样没有写过，什么没有思考过。
记者：人们常用“人文歌手”形容你，你刚才讲的这些感觉跟写论文一样。
黄舒骏：我觉得人文歌手的部分在学生时代没有那么明显，倒是到后来越来越被这样子地认为，那也主要是我后来累积的作品，就越来越多这样的倾向，比如后来写像《未来的街头》、《何德何能》《对话录》。我写歌真的蛮倾向像写论文这种态度，我是寻找主题，作为创作最优先的一个起点。很多人都会问，你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我都会说我是先有题目的，我确定我要写这些事情，我有这个题目，才开始去创作、寻找适当的文字和音乐形式。比如说我写《男女之间》，我的企图就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需要写《男女之间》的这个事情。起因是，我看很多女性杂志，都喜欢告诉女生说男生其实怎样怎样，我看多了后就觉得好厌烦，而且绝大部分是女生的观点，你会发现在谈论男女之间的市场上，女性占大宗，女性用女性的观点去讲男女之间，很少有男性去把男女之间的事情讲清楚。那我就有这样的角度和气度说，我要写，而且我决定写完之后不用有人再写了。我在歌词里面所寻找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差异跟对比，整篇没有一句是废话，都是经过自我锤炼写出来的。在音乐形式上，我用圆舞曲的形式，开头男女之间互相追求互相了解还没有熟悉还没有真正合得来时，就像这首歌刚开始很多音符是会弹错的一样，等到那个女生过来跟那个男生说我帮你弹，一人弹左手一人弹右手，从开始有点踉踉跄跄，一直进入到后来琴瑟和鸣，变成一场华丽的圆舞曲。一直唱到最后。又突然在最后一个音弹错，其实也是某一种恋爱症候群的形式，到最后又开始分叉了。我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企图音乐跟歌词都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让这个词加一点旋律让它不要那么无聊。虽然很多人对我的定位会专注在我的歌词上，但我并没有忽略音乐或者说旋律的创造，就像《改变1995》，每一个片断配器都跟歌词息息相关。我企图在一首歌里面做到几乎像电影的影像一样，影声文字都是有着关联的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写一首歌都花这么长的时间的原因。
记者：台湾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很完整，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这种人文环境在过去很明显，出来像你、罗大佑、李寿全、李宗盛一批这样的人文色彩很浓的创作者，写的是流行音乐，表达出来的已经超出了流行音乐本身。
黄舒骏：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种很特别的地方，这种特别也是我接触到大陆朋友之后才开始发现，我们在同一个时代，因为环境不同，区别截然不同。这个区别是我们接触到很多属于中华文化或者是属于文化底蕴的东西，那时候非常急切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有一个故乡在中国大陆这样强大背景之下。我们为了要不忘记这些东西的源头，所以不管是吸收知识，还是美学养成，都跟这件事情息息相关。当然这些事情后来也有被批判，很多人会说我们对大陆的了解远胜对台湾的了解，甚至有人这样批评台湾的教育。可是我不是很关心这个讨论的结论是什么，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在接受以中文或者说中国历史为核心整个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去不了，但不能忘记它，所以整个东西有点浓缩在台湾的教育里面。但这是我们长大之后去分析它的，我们在成长学习过程中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但它就出现在我念的书、我课余的活动、我想听的东西、吸收的东西之中。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我们对自己这种丰富的文化学习之外，台湾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亲美的，我们对于接受美国的东西，在80%以上应该是不为过的，绝大部分我们认为的世界有八成就是美国，那当然就包含他们的流行音乐。对于我来说，我听到西洋歌曲，会有一种冲动，我能不能用自己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那种向往是存在的。当我们开始创作，对中文的了解和对西洋歌曲表达形式的了解，就融合成为后来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表达出来的东西。很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教育使我们这些作品出现获得相当大的共鸣。当时如果只是我们创作人想这么搞，听众并没有这个需求，我们也不会存在。又碰到台湾经济发展刚好也到了一个蓬勃状态，所以这几条线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角色存在。既有文化的底蕴，又有一个市场价值，才造成这么大的回响。罗大佑、李寿全或者是我，都在商业上是成功的，才会产生这么大的散发力量到了很多人耳朵里面。我觉得这是那个时代台湾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记者：与大陆不同的是，你们当年的环境，台湾在面对外来文化并没有显得自卑，内心有一个坚硬的核，面对各种文化碰撞不会碎。而大陆在继承传统过程中断裂了很多次，文化里这个核没有，或者很小、很弱，所以大陆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归属感。
黄舒骏：我们这几位出现的确是跟整个时代学习环境是有关系，虽然到最后也是少数这几个人而已，但至少在台湾，这群人是可以存在而且的确有他们的影响力，我们在创作时都没有想到我们有如何的独特的条件才可以做出这件事情，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用我的方式，我的方式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我听了这么多喜欢的西洋歌曲，年轻时会觉得他们好棒，可是当我开始做音乐，我不会用他们好棒来想这件事情，而是我如何把他们的东西转化为用我自己的语言和音乐也可以做出来相同分量的东西。形式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西洋音乐已经创造出来的类型，我们当时在创作中并没有停留在这种辨证中太久，我们真的就去实践、就去做了。
记者：台湾流行歌曲有两个主题写得很好，一个是乡愁，一个是青春。一旦你们拿这两个话题表达的时候，那种内在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
黄舒骏：你刚才讲到乡愁我就稍微想了一下台湾人的乡愁是什么，他身上还有两种乡愁意义，第一个是以台湾这个岛本身来讲，台湾就是这么一个小岛，所以从高雄到台北就是一件大事，虽然他只是四个小时的车程。但是当时一个南部的小孩到台北奋斗，光是这一点就是非常大的乡愁，这就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面描述的，鹿港其实是在中部的某个地区，还不到高雄。以大陆来看它就是短的不得了的一个距离有什么好乡愁的，但是它就能创造这么大的共鸣。所以一个人时空的感受是根据他成长的地方，因为这地方本身就很小，所以他在里面实际上是自我完成了一种乡愁感。第二个乡愁感就是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带了一批人到台湾来，这些人在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竟然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大半辈子。这两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讲都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不管你只是一个生长环境，还是一个大时代的变局，大家对这样的乡愁感触是一个共鸣，或者说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话题。
青春这部分在我的歌曲里其实也常常都触及，从不管用什么形式，我的形式当然我有点特别，就是不要变老，不要变老就是希望自己永远年轻的一种不同的说法，这是我的习惯，我不会说我希望青春永驻，我希望写一首歌叫《不要变老》，用什么样的角度，我希望用希望我的爱人不要变老，用这样的角度事实上一样是在讲青春的话题。我觉得这两件事的确是在创作主题上很容易得到共鸣的，我们再透过文字去表现一个文化上的共鸣的事情，在台湾是非常自然的。
记者：你这些年也经常往返于大陆和台湾，现在台湾的音乐环境跟你们那个时代有哪些不同？两岸音乐环境有什么不一样呢？
黄舒骏：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当时引起共鸣有一个背景，就是来自于我们当时知识或文化的吸收或程度有一个共通性，这个共通性就是当时看可能是一个缺点的事情，现在回头看可能是一个优点。我们吸收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一致才会取得共鸣。我讲这件事情，我用这个故事用这个句子，他会感动是因为他跟我接受的是同样的教育，他跟我接受的是同样的美学，所以我们会产生共鸣。而现在的台湾，可能不只是台湾，应该是整个地球急剧变化，因为互联网的关系，分众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我们猜测现在共鸣产生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个人化的时代，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和美学系统，甚至语言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共鸣是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个人时代。
台湾那个时候所产生的共鸣传到大陆，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共同的需求和渴望，因为内地的环境状况不同，在某个角度被压抑的时候，台湾却先开花结果，流行音乐创造了一个也许你们也想做也能做得到的事情，但是环境限制使台湾先去完成了，当你们吸收的时候会觉得台湾做的这些事情的确是有它的独特性，而且的确是让你们有感觉，这个感觉你们本来就有这个需求的，只是在这个环境中没有被满足。当然你们也有可能可以直接听西洋歌曲，可是在听西洋歌曲这个时间点上却发现台湾这些人用了共同的语言已经做了一个相当程度的转化，转化成为我们自己很自然可以听到的流行音乐，大家已经不需要再直接去向西洋歌曲里面吸取像我们这一代获得的这些东西，大陆通过台湾流行音乐得到自己原先渴望的一些回响，这是两边一些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
即使今天的台湾要找到一个多数的共鸣也非常困难，台湾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嘈杂但是又听不到声音的地方，每个人都在讲，但是你却听不到大家在讲什么，完全在消费一种激烈的言论到漫无目的的地步。所以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大家共同的渴望。台湾现在是有点让我看不懂，我看不懂台湾现在的言论市场或者创意市场，我没有办法看懂大家希望我们现在走到一个什么境界，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台湾的谈话节目好精彩，居然什么话都能讲，什么人都能骂，觉得好过瘾，可是身为台湾的人特别对我来讲，我觉得现在整个台湾都是噪音，反倒是我们过去在流行音乐里面留下的东西相对是还蛮清晰有价值的。
记者：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大气科学，是像诸葛亮观天象一样，靠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来分析天气变化、气候变化，那么现在让你来说说整个这个华语音乐上空的大气状况？
黄舒骏：我让你看一个图（拿出手机），这个图叫做罗伦兹图，罗伦兹就是发明“蝴蝶效应”理论那位科学家。我在大气科学学的什么都忘了，我现在的公司就叫做“蝴蝶效应”，好美的一个效应。我取其“蝴蝶效应”的意义引申为我自己在台湾做音乐，从最早我一个人躲在我和同学分租的自己房间，在一个小桌子上写出《未央歌》《马不停蹄的忧伤》，我完全没有预期到一首歌现在会带领我走遍整个华人世界，都跟那个小桌子有关系，这就是一种蝴蝶效应。现在整个华语歌坛气氛如何，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相互冲击的环境，但现在乱流太多，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我甚至怀疑，我有个想象，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者专家研究过，当唐诗转变到宋词的这个中间过程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到底人们在写什么东西，它历史有多长。我现在非常怀疑的就是这三十多年间，是不是把第一阶段流行音乐界重要的模式已经做完了，现在是一个这个模式的尾端，另外一个模式大家还不知道是什么。我在90年代每一件事情都有我可能是第一人、可能是开拓者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找不到大家最需要什么而我可以去创造出来，相当于一个过渡的阶段。我没有办法断定但是我只是强烈怀疑是不是现在华语流行音乐走到了一个交界处，而即将要出现的东西我们尚且未知，不知道那个形式是什么。如果真是那样，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真的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努力，他才有可能创造新东西。
记者：现在网络的普及，网络对音乐的传播导致创作者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状态下，创作者该怎么办？
黄舒骏：我们曾经在过去累积了那么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你会发现现在一年之中能出现大家琅琅上口、耳熟能详的歌的质和量都不断在下降，过去在以台湾为出发点的华语流行音乐圈，每年产生出几十首这种歌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每一个有效的艺人或者走红艺人，他的主打歌好像很自然、很宿命必须成为华语世界KTV里面都会点出来唱的流行歌曲。但这个数字不断的下降，它会不会在有一天真的就再也没有一首歌是大家都能够共同喜欢、共同唱的歌曲了？于是大家就没有共同的记忆了？在音乐界，创作者一直在面临这个非常茫然的未来，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自己，如果有个跟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他也在自己的小房间小桌子上写一首歌的时候，他能够知道他写这首歌到底要干嘛吗？他跟我的时空不太一样。所以他能够产生蝴蝶效应的机会可能比我要小很多，这是我怀疑的。但是我最终怀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醒现在正在创作的人，真的要比以前更加努力，除了个人创作的努力，可能还有一种集体意识的努力。就是你要集体去创造一种创作者与接受者所能形成的一个共鸣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事情超出我原先的预期和想象。
记者：我们在谈论罗大佑、崔健这样两岸比较有标志性的人物的时候，都会说这是一个在集体主义年代里出现的个性主义，在今天一个完全都是个性主义的年代里，反而出不来个性主义。
黄舒骏：我也参与过电视选秀或唱片公司找新人的活动，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很有自信。那你问他自信的理由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回答，可是他还是坚信自己很有自信，坚信自己很有个性，非常有个人的风格。那你再问他你的风格是什么？他又答不出来。也就是说——个人、个性、自信变成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可却是一个没有内涵的形容词。在我们那个时代会有一个共识作为基础，基于这个共识，我达到了哪一个局面，于是我证明我是一个很有个人风格或很有个性的人。而现在的环境就是分众过度，所以当他自认为不管什么理由他很有自信很有个性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传递出这个东西让另一个人知道。所以到最后只能变成个人而不是个性。他只懂自己，他并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懂我所了解的。在流行音乐有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共鸣”，换成商业的语言叫做销售量，以前是有很清楚的彼此互相关联，你得到共鸣就是得到销售量，现在你会发现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得到销售量，你连你有没有得到共鸣都很难确定，点击率到底代表什么？它是一个免费的世界，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它里面的质量你就会产生一些怀疑了。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产生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数字去支持你，来证明我的确得到这样的共鸣。所以现在自我了解以及对周遭了解虽然信息是如此的公开。可是在某一个层面上，它却比以前更加的模糊，更不能确定。
记者：在这种环境下，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黄舒骏：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一方面会非常感伤或者感慨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环境，到现在实质上是在消失。不管大家用什么形式努力挣扎，我是愿意提早宣布或者说宣判我们经历过的美好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积极朝下一个时代走。我参与在网络上的活动或者互相沟通的过程，是相当投入。而我一直也在研究了解，如果我希望我的创作得到可信的共鸣，应该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这件事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属于上一代，经历过上一代那种环境的人，而不愿意或者胆怯去接触新时代。如果过去20年是一个阶段的话，我经历过那一个20年，可以打一个包了。从今年开始，这是我新时代的第一年，通过这个演唱会所触发的一个新的创作，都有可能变成新环境的起点。我愿意用一个比较积极进取的态度去让自己的作品在难以避免的互联网环境里很勇敢地去接受大家的检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我接下来第一步会以互联网这样一个关系去进行我下一步的创作。
记者：那怎么去创作，然后体现你的价值？
黄舒骏：我对这个事情看法是一个价值链重新解构后的组合。我猜测一下它的可能性，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当年我做音乐的环境，我使用的录音室，在台湾平均成本1000-1500万人民币，我那时要付出的代价大概是一个小时1000-1500元人民币才能够录音。我那时候是面对这样的成本，以及那时候的市场。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到任何一个人，只要合法购买软件，他可以用一万块这样成本，完成他所有录音所需。成本差距已经很大了。实际上我经历过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差距，互联网时代，即使在直接收入跟当年不可比，那我要反过来问，除了这个环境之外，我们目前有没有第二个可以很确定自己得到多少的共鸣的可信的途径？原先有的已经摧毁了，实体唱片行已经几乎消失殆尽。销售数字已经不是一件可以拿来做参考的事情，透过互联网互相了解得到共鸣的某些参考数据，你也可以大概了解你自己创作是在什么位置，而最后应该是回到现场演出去得到最后落实。即使是互联网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他也愿意花钱，去听你做一个表演，这是可信的。
记者：美国互联网很发达，流行音乐也很发达，年轻人也很活跃，他们在面对互联网冲击的时候，音乐产业也在衰退。
黄舒骏：我研究过，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刚好讲到这件事情，这个产业受创的程度为什么有比例上的不同？因为过去在西方，一个音乐人或者一个作品，它事实上的收入是三部分：唱片销售量、现场演唱会票房、公开播放的版税，行之有名。即使他们唱片销售彻底被摧毁，成为零，受创也是三分之一。而华人音乐圈过去基本上只有一个支柱，那就是唱片销售，我们并没有演唱会的票房收入，也没有公开播放的版税，这两个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过互联网袭击之后，会产生几乎大灭绝的结果，因为我们只有一根支柱，将这根支柱消灭之后，一个新的迹象是演唱会这个领域的票房在渐渐崛起，大家付费去听演唱会的风气基本上是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就有一丝希望。第二根支柱，就是公开播放的版税，这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我认为演唱会是华人音乐可以寄望的一条路，可以去期盼它能够在你有生之年或者有限的青春能够做音乐时代得到回馈的地方。
记者：不管是西方还是华语地区，在一个唱片工业的时代，有宣传、有企划、有推广，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它造成的影响可以带来票房，一个刚刚出道的歌手，可能创作成本很低，但是，推广还有成本，没有影响力，开演唱会无法像你们这一代保证票房。
黄舒骏：我想给他们一点点希望，是我也有一些观察，过去我们可能会说，当我唱片销售是百万张的时候，我会有资格开一个3万人的演唱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分众时代，在互联网上有这种可能，如果你有3万个非常紧密的非常注意听你音乐的人，你就有机会办一场一万人的演唱会，互联网让相互关系变得非常紧密，超乎我们想象。这个数字上的差异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新一代不用为你们再也不可能出现百万专辑而感到太忧伤，互联网时代是可以做到非常个人的行销沟通的。所以当我建立了像你这样的一个共鸣者，应该说命中率是相当高的。以前我们会让一个人来听我演唱会的命中率可能是1%，现在很可能命中率会高达五成，甚至七成。我们可以从陈绮贞的个案得到一个启发，她的唱片销售不值得一提，从来没有产生过巨量，但是以她的唱片销售量，竟然可以支撑她开演唱会。这是给新一代人的新启发，你也许绝对销量不需要到达那么高，但是如果你愿意非常诚恳地非常持续的去经营跟听众之间的直接沟通，那就会产生一个有效的经济规模，那就会让音乐人得到生存的一条路。
记者：你的演唱会有别于其他人，这次上海演唱会打算怎么玩？
黄舒骏：我希望我的演唱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演唱会虽然就是这三个字，可是它的表现方式千变万化，我们看过像迈克尔·杰克逊8万人演唱会，全场他从头跳到尾；我们也看过斯汀在台湾的3000人演唱会，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花俏的环节，就是一首接一首地唱，把演唱会做到极致。我这次对自己演唱会的界定在于，第一我非常诚恳地把我的歌曲唱好；第二我希望能在这次演唱会中特别凸显我的歌词部分。有件事对我有启发，1991年第一次去美国做我的《何德何能》的专辑，在飞机上的报纸看到一个消息，美国歌手卢·里德刚办完一场在旧金山他的歌词朗诵会，竟然来了6000人，只是听他歌词的朗诵。我那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歌词力量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所以我在这次演唱会要尝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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