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最后的浪漫主义
杜光熙 于 2017.07.27 18:20:53 | 源自:微信公众号-尚音爱乐 | 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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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初春,拉赫玛尼诺夫再度沉醉于瑞士画家伯克林的画作《死之岛》所描绘的冥界充满幽暗、阴森与神秘色彩的死亡意象中;与此同时,故园伊万诺夫卡那昭示生命复苏的林间清音却在另一端呼唤着一颗终生眷恋故土的赤子之心。两种对立力量的冲突、交融与感召最终成就了拉氏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两部作品:交响音诗《死之岛》与《第三钢琴协奏曲》。一面是饱蓄死亡力度的跌宕轰鸣;一面是闪烁生命辉光的隽永抒情:习惯在阴郁色调下用音符构建情感世界的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又一次在生命形态两极共构的状态中实现了音乐灵魂的升华。在完成了一次心灵的长途奔徙后,拉赫玛尼诺夫感到些许倦怠,他迅即将思绪抽离迷幻的音乐世界,重新回归现实。此时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余续依然难以平息,动荡的时局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萧条、物资匮乏。已经许久没有进行商业演出的拉赫玛尼诺夫开始感到囊中羞涩,而情绪的压抑更是让他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闷。现实和理想共同编织起一个沉重的世界,折磨着拉赫玛尼诺夫那早已不堪重负的敏感心灵。“将登太行雪满山,预渡黄河冰涩川”,一种莫名的悲哀让祖国的山河变得异常黯淡无光;于是他打算将希望寄托给异国的的天空,但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踏上欧洲的土地,而是接受了一个先前并不十分在意的演出协议。在又一个冬季降临俄罗斯之前,拉赫玛尼诺夫带着《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手稿,踏上了通往新大陆的航程。在横跨大西洋的客轮上,他用一架差劲的钢琴加紧练习新作,大洋彼岸的美国等待他的是二十余场行程紧密的高强度音乐会演出。跨大洲的声名远播将使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三位一体的拉赫玛尼诺夫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音乐明星;而与此相伴的滚滚财富必定令他在旅途劳顿中收获意外的惬意,他甚至已暗自谋划着用此次巡演的收入卖一部汽车。就在出国前夕,他被任命为俄国皇家音乐协会副主席,职责是管理各省的音乐学院。

沉静忧郁的拉赫玛尼诺夫在1909年为自己的心灵打开了通向未知世界的另一扇窗户,八年后,他终于跨过那扇窗户,开始更加漫长的旅行。

1917年深冬,战争与革命共同震撼着俄罗斯。在围困莫斯科的炮声中,一向需要在安静环境中作曲的拉赫玛尼诺夫出人意料地开始了一项新的工程:改编《第一钢琴协奏曲》,已进不惑的他仿佛在以这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烂漫旧作为自己的前半生做出总结。在此之前,拉赫玛尼诺夫带着家人最后一次回到他的心灵栖息地伊万诺夫卡庄园,从1890年起,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在这里度过,而他前半生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在这里经历了从构思到创作,或是配器、校对的过程,故乡原野的纯净气息成为他永恒的创作主题和灵感源泉。之后,他履行与曾经的竞争宿敌,今日的事业伙伴,指挥家库谢维茨基的合作协议,奔赴莫斯科举行战争慈善音乐会,当晚,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红颜密友玛丽叶塔·沙基尼安。故园的回归,宿怨的化解,情感的见证,人生的总结,至此,他的心灵似乎已无任何牵挂。改编《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工程起于 10月6日,成于11月23日,此时,布尔什维克已攻占莫斯科,拉赫玛尼诺夫随即发现他的生活陷入不可思议的改变。他居住的区域被规划为一个集体社区,他必须参加集会,加入居民警卫队。一种坐困愁城之感猛然让习惯安逸自由生活的拉赫玛尼诺夫痛苦万分。因此,当收到斯德哥尔摩的演出邀请时,他顿感喜出望外。在顺利获得签证之后,他离开了那个在他看来极端疯狂的世界。他将深爱的母亲、友人、伊万诺夫卡庄园,他的乐谱、图画、马匹、汽车以及一切能让人安身立命并提醒人身在何处的东西永远留在了俄罗斯;陪伴他的,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此后,他辗转芬兰、瑞典、丹麦,于1918年底重抵美国。在整个后半生中,拉赫玛尼诺夫俨然成了一位往返欧洲与美国的现代音乐使者,尝试着从乐季职业演奏家、乐团总监到唱片公司艺人、音乐出版商的几乎每一种商业形式。他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敏捷地游走于艺术与商业之间,让财富与荣耀始终陪伴左右。然而,直至生命终结,他再未回到深爱的俄罗斯。

1909年与1917年是两颗宿命的坐标,固定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生命轨迹。1909年的短暂离去是1917年大逃亡的预演;而1917年的流亡抉择则成为了1909年那次无意识的心灵体验的永恒再现。

拉赫玛尼诺夫,一个注定为痛苦而生的人,代表慷慨、达观与高贵血统的祖先姓氏拉赫玛宁永远无法拭去他凝眸中那与生俱来的忧郁。他是众生眼中才华出众、事业辉煌的音乐家,却在自我的沉重世界里孤独地挣扎与自省。他天真、内向、敏感、谨慎,却常常陷入争议、矛盾与困惑。他没有鲜明激进的政治观点,却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流亡者的行列,正如他的音乐,努力恪守19世纪浪漫主义传统,却在充满颠覆与变革的20世纪现代思潮中处于尴尬的境地。他被公认为柴科夫斯基精神的直接继承人,但就音乐成就而论却难与后者比肩。他渴望成为一名自由创作的隐士,却被繁杂的商业演出困扰,陷入灵感枯竭的窘境难以自拔,终其一生,他都在向这种窘境抗争,以至身后依然漂泊不定、身世难归——作曲家视其为钢琴家,钢琴家视其为作曲家,而他的指挥艺术则早已被人遗忘。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延伸出两种不同结论:一、拉赫玛尼诺夫没有柴科夫斯基那样超人的天赋,只好用钢琴演奏与指挥来弥补作曲能力的不足,二、拉氏没有如柴氏一般幸运地拥有梅克夫人这样富有的红颜知己以保证他衣食无忧,因此必须靠演出来补贴物质享受。但无论结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存在于柴科夫斯基与拉赫玛尼诺夫身上的惊人相似性,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拥有一双忧郁到极至的眼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将这种忧郁不遗余力地贯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

普罗科菲耶夫如此评价拉赫玛尼诺夫:“有人曾(相当恶毒地)说,他的旋律多是为一个音域很窄的声音所写。然而,有时他可以在这窄小的音域中,写出美得叫人意外的主题,比如在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中。”

他看到了拉赫玛尼诺夫音乐的特质,拉氏正是在一个极为狭窄、近乎自闭的世界里,为痛苦与哀伤创造着感动心灵的唯美乐章。这是对柴科夫斯基精神的极端继承。柴氏作品强烈的悲剧抒情源自哀婉忧郁的情感元素与恢弘交响音乐语汇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在《第一钢琴协奏曲》中以雷霆万钧之势创造了雄奇险怪的意境。而拉氏则沿着暗淡忧愁的抒情轨迹着力延伸,使雄奇险怪的内涵向幽僻冷涩一路发展,最终达到了凄艳诡激的境界。在那部由催眠术催生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拉赫玛尼诺夫融入了对自然、人生、命运的理解。在俄罗斯阴霾的天空与无垠的荒原双重压迫下,作曲家依着弦乐轰鸣所构成的汹涌洪流开始了艰难的前行,这是蓄势的过程,在幽暗沉重的气质中,音乐的激流渐渐壮大、活跃,直至遭遇潜藏于悬崖的暗礁,不断涌现的乐思在这里汇聚、膨胀,最终在钢琴与乐队强烈的撞击下形成高潮的爆发,这种起伏奔腾的狂想画卷不仅蕴含着自然界的强大震撼力,更是对自我人生的深刻再现,命运的迷惘与困惑在人生的漫长求索中跌宕绵长地宣泄而出,这正是少年早慧的拉赫玛尼诺夫在初涉人事时对苦难、逆境的心灵关照。八年后,拉赫玛尼诺夫再度完成《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是《第二钢琴协奏曲》在精神上的直接延续,它们几乎是同一作品的上下两个部分,所不同的是,那种在蓄势待发的状态中以一波三折的方式突现的力量高潮,变为磅礴隽永、清新流畅的真挚抒怀,渐趋成熟的作曲家以对自然、生命的美好歌咏化解了对命运的茫然若失。如果将音乐比作河流,那么《第二钢琴协奏曲》便是上游,从无数艰难发端的细流,汇聚成咆哮激越的洪流,其间蕴含着历经成长艰辛的巨大内在力量;而《第三钢琴协奏曲》则是下游,气势贯通的大河在流畅开阔的音响抒情中一泻千里地奔向大海,成就百川归海的壮阔。从上游倒下游,在忽而沉重、忽而轻逸、忽而急促、忽而舒缓的情感宣叙中,不变的只有那浓得化不开的、苦行僧般的忧郁灰色气质。或许正是这种代表智慧与高贵,却又必须忍受脆弱与孤寂的情感色彩决定性地成就了拉赫玛尼诺夫浪漫主义大师的地位。音乐学家帕伊索夫在《拉赫玛尼诺夫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强大生命力》一文中以最简略的笔触概括了其音乐的浪漫主义特性:

“拉赫玛尼诺夫从自己伟大的前辈那里接过18—19世纪浪漫主义倾向在20世纪的音乐中加以发展,好像是从头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原义和转义(象征主义)地把浪漫主义的主要的、贯穿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理念永无止境地追求表现出来。浪漫主义的主人公的典型特点——苦闷的心境,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无可慰藉,模糊不清的渴望,在他的年轻时的浪漫抒情曲中都有反映。”

关于拉赫玛尼诺夫与柴科夫斯基相似性的比较,还有另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特征,即在面对异性的情感表达上,两人都醉心于以鱼雁实现与精神恋人的心灵契合,却从不愿与之见面:柴科夫斯基用这样的方式与梅克夫人保持了大半生的友谊;而拉赫玛尼诺夫同样拥有一位署名“Re”的神秘笔友。这种伯拉图式的情感似乎暗示了两人某些特有的心理机制,面对梦幻般的际遇与情欲的缭绕,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克己服礼来对抗内心难以示人的欲动,一方面将两性的情感交流升华为理想世界的爱情经典,一方面又以不食人间烟火的潇洒涂抹一层朦胧的迷幻。如果从今天学术界一些将柴科夫斯基定义为同性恋的大胆推测出发,那么他与梅克夫人的交往以及后来的突然断交,又会增添一层更加隐讳的扑朔迷离。而拉赫玛尼诺夫的行为则更多地反映出他相对自闭、克制、渴望平静的性格倾向。拥有美丽妻子和两个女儿的他也曾以充满魅力的艺术气质征服了无数倾慕者的芳心,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每场演出结束时,他都会收到一位女士送来的白色紫丁香,数年后他得知这位女士是费可拉·卢梭夫人;关于他与女高音歌唱家妮娜·柯雪兹之间的暧昧关系也曾给他带来过不少麻烦,但最终,拉赫玛尼诺夫还是与妻子娜塔莉亚·萨亭幸福地相守一生。这个拥有艺术家多情特性和谨慎生活原则的人,总能在潜藏的暗流即将喷涌时有效地将其限制在平静的水面之下。“Re”对拉赫玛尼诺夫而言,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在法文里发“D”音,而这正是作曲家最喜爱的调性。当收到第一封署名“Re”的来信时,拉赫玛尼诺夫的男性荷尔蒙是否已在热烈地涌动,但他最终还是将刺人玫瑰般的激情完美地隐藏在他那一贯忧愁深邃的目光之下。多年以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才得知这个与他心心相印的陌生人是女诗人玛丽叶塔·沙基尼安。这个并没有梅克夫人那般富有的女人,却以她的文学才华与艺术洞察力成为拉赫玛尼诺夫精神生活的无价之宝。从1912年到1917年,拉赫玛尼诺夫将沙基尼安当成了表达其思想理念最重要的情感通道,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那些不同寻常的对话中窥见拉赫玛尼诺夫真实的内心世界。1912年3月,他在请求沙基尼安为其即将谱写的歌曲创作歌词的信中这样写道:“诗句的情感状态应该是悲伤而不是快乐的,我不太能掌握轻快、愉悦的色调。”

热爱忧伤的人当然不适合在一个政府要求人民必须永远保持欢乐的国度里生活,于是拉赫玛尼诺夫很富有自知之明地离开了。对其个性而言,这绝对是个明智的抉择。很难设想,如果活在一个到处高唱“斯大林万岁”的时代,一个个体生命早已被意识形态的专制所吞噬的时代,像拉赫玛尼诺夫这样专门躲在阴暗的自我世界里制造忧伤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悲惨的流亡给予了拉赫玛尼诺夫丰厚的馈赠,与留在俄国的同行们相比,他从未经历过饥饿与恐慌的折磨,更不曾理解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心灵摧残。

但拉赫玛尼诺夫也必须为流亡付出高昂的代价。1917年成为了他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他离开了俄罗斯,离开了伊万诺夫卡庄园恬静的隐居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四海为家的奔波、喧闹与浮躁。人们再也看不到那个头枕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坦荡无垠,伴着微风吹拂树林的轻盈飘逸自由冥想的诗人;生活的压力迫使他在铺满金币的星光大道上踮起脚尖,扮演着跃动于琴键之间的华丽舞者。流亡者和音乐家的美丽外衣在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艺术大师的同时,也让他失去了真正的立身之本,失去了感悟自然人性的宁静心灵。

异国奔波的纷繁劳顿并非难以招架。事实上,流亡前的拉赫玛尼诺夫即已习惯了集旅行家、巡回演出家、漂泊者的生活于一身的频繁出国演出,终其前半生的音乐活动,几乎全是在欧洲与祖国间的来回游历中度过的。白银时代的杰出诗人与文艺学者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甚至将这种漂泊生活作为拉赫玛尼诺夫浪漫特性的一种表现:

  • “每个浪漫主义者不论在梦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会对莱蒙托夫的这样迷人的诗句:‘天上的浮云,永远的漂泊者’或拜伦的铿锵的诗句‘终生的漂泊者们’有同感。每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都应该是旅人,因为只有在路途和漫游中才能不断地征服世界和克服自我,才能摆脱平凡,进入清新的奥妙之境。”

但关键的问题是,漂泊有“有根的漂泊”与“失根的漂泊”之别。“有根的漂泊”可以在天马行空的异乡旅途后享受回家的温馨;而“失根的漂泊”则在四海为家的游荡中歧路亡羊般地迷失了回家的方向。失去基本的身份认同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在异化的过程中变得愈加难以承受,当辉煌的音响曲终人散后,依旧孑然一身的漂泊者这样抒写幽微的心曲:

  • “然而,年岁加在我肩上的可能还有一个负担。它比什么时都来得沉重,这是我年轻时所不了解的。这就是我失去了祖国,我被迫离开出生之地,我在那儿度过成长、挣扎的岁月,并尝尽了年轻时的苦涩,最后在那成功。现在,整个世界对我敞开,成功在各处等着我。只有一个地方让我吃闭门羹,这便是我自己的祖国——俄罗斯。”

为了化解乡愁,拉赫玛尼诺夫作了他能作的一切。在法国,他接手了同为流亡者的库谢维斯基的出版公司,专门致力于俄国音乐作品的出版事业;在美国,生于乌克兰的年轻流亡钢琴家霍洛维茨成为他的忘年交,这位拉氏钢琴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曾用他对《第三钢琴协奏曲》的完美演绎感动了作曲家本人,作曲家甚至将其作为自我精神的另一个载体。每到一地,拉赫玛尼诺夫总是将寓所安排在俄国侨民区附近,与许多同样沦为流亡者的昔日朋友的往来,让他重新找回了一丝温存。流亡多年后,他终于在瑞士琉森湖畔重新寻觅到精神的家园,在这个神秘幽静、晃若隔世的地方,他努力回忆着故园的风貌建造了一座新的房子,并以他和妻子名字的起首字母命名其为塞纳别墅,伊万诺夫卡庄园复活了。在这里,作曲家开始了他晚年最后几部大作的构思,才思已不像从前那么敏捷的老人更多地选用了现成的音乐素材作为创作动机,这催生了《科莱利》和《帕格尼尼》两部主题变奏曲的诞生。《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无疑是拉氏晚年最奇异的作品,在这部极其抽象、洗练的由二十六段变奏组成的音乐中,作曲家固执地插入了一段温柔隽永的抒情旋律,强烈的反差让乐曲在极其急促紧张的意境呈现之后,迸射出动人肺腑的情感力量,仿佛所有的变奏仅仅是为这段充满怀旧气息的音响高潮所做的铺陈,这段后来被用于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音乐让我们重新听到了活在俄罗斯森林、草原、大河间的生命乐章。在接下来的《第三交响曲》中,这种故乡的情怀重新以沉郁苍凉的色调进行了呈示,往昔的美好时光在充满艰辛与酸涩的异乡迁徙中幻化成凄美温婉的追忆。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这部打破常规的交响曲仅以三个乐章就完成了需要一生来跨越的情感历程。拉赫玛尼诺夫是在拿交响曲当钢琴协奏曲来写,这正是蕴含于《第二》和《第三》两部钢琴协奏曲中的对于自然、人生、命运思索的延续,而在由家园游子到他乡倦客的主体角色转变中,又包含了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创痛。从《第二钢琴协奏曲》到《第三钢琴协奏曲》,再到《第三交响曲》,其间贯穿着一种深刻的精神理念,与其说那是对作曲家个人命运的叙述,毋宁说是对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所共同经历的苦难历程的宏观写照。

现在,让我们回到1909年,去重新审视那两部象征生命两极强烈对抗的作品。在欧洲文化中,关于浪漫主义最为经典的描述是:存在于极度欲望与极度克制之间的动态平衡。这里所谓的极度克制与极度欲望,正是《死之岛》与《第三钢琴协奏曲》所代表的两种生命形态的准确对应。在“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神化意境中,拉赫玛尼诺夫竟迷惘得难以找寻到生命的平衡,而必须以短暂的离开来矫正已远离生命轨迹很久的灵魂。不幸的是,这种仅仅存在于理念世界的心灵体认,却在1917年变为了痛苦的现实,当对故乡的真挚眷恋与对自由安逸生活的热切追求因离乱的时代而终将成为又一对极度克制与极度欲望的强烈对立体时,拉赫玛尼诺夫被迫再度选择逃离的方式,来解决这永恒的矛盾命题。站在浪漫主义即将泯灭的时代边缘的最后一位浪漫主义大师,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历史暮霭之中。

从离乡之日起,拉赫玛尼诺夫便开始了返乡的努力,然而一生都在为保持独立的精神自我而回避政治锋芒的他,却在晚年不幸地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930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访美期间,曾对苏联政府的国民教育制度大加赞扬,甚至认为如将其引入印度,将会大大提高整个次大陆的识字率。此时的苏联刚刚进入斯大林统治时期,大恐怖时代的交响已轰然响起,而美国的反苏情绪则甚嚣尘上。面对高度集中、残酷压制异己分子的专制统治,泰戈尔这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激起了一群俄国流亡人士的愤怒,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声明,并邀请流亡群体中的知名人士联合署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拉赫玛尼诺夫。于是天真的拉赫玛尼诺夫出于不想拨朋友面子的理由签了名,他不可能意识到这将会给他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专制主义决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权力的迅速膨胀让斯大林的狂想扩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他要让全世界相信他所领导的国家是最伟大的,所有不驯服者,即使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必将遭到最严厉的惩罚。《纽约时报》的声明发表于1931年1月15日,两个月后,苏联政府对拉赫玛尼诺夫进行了“缺席审判”,他的作品遭到全面禁演,他本人也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民公敌”。而此时,他即将办妥回乡探亲的一切手续。

1938年4月11日,另一个俄国流亡者,曾与拉赫玛尼诺夫建立了兄弟般情谊的俄国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在巴黎悄然长逝。又一个承载故园记忆的美好生命离他而去,拉赫玛尼诺夫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客死异乡将是他宿命的结局。五年后,1943年3月28日,拉赫玛尼诺夫在美国去世,此时离他70岁的生日只有一个星期,陪伴在拉赫玛尼诺夫身边的,是夏里亚宾的儿子,画家费亚,一个流亡者的后代。此前,美国音乐界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庆祝他登台50周年;而一群苏联音乐家则从遥远的祖国发来电报,联名预祝他的七十大寿。弥留之际,他的身边始终放着一台收音机,通过它,拉赫玛尼诺夫得知英勇的苏联红军在以领袖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大获全胜,开始向德军发动全面反攻,但他并不知道战争的结束意味着专制恐怖的重新降临。当然,这丝毫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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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呢?可以对比吗?一个留在祖国收折磨的人不也是成就斐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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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7.08.01 16: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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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7.07.28 1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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