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流传着一则大病初愈的小泽征尔与梅塔共同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约翰·施特劳斯的《雷鸣电闪波尔卡》视频。一头白发的小泽征尔精神矍铄，虽然癌症的折磨已让他的手臂无法上抬，但他通过细小的手部动作，通过跺脚和诙谐地吐舌头，通过与梅塔谐趣地交换指挥棒，通过精确的节奏，依然让约翰·施特劳斯欢快悦耳的旋律回荡在日本三得利音乐厅内。
小泽征尔是一位与中国有着特殊情缘的指挥大师。1935年，他出生在沈阳，后来随父母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十年浩劫宣告结束。小泽听刚刚访华归来的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满彻介绍北京中央乐团的情况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故地重游的强烈愿望，于是通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在12月14日晚抵达北京。接下来的四天里，他除了带着亡父的照片去寻访儿时的住处，另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拜访中央乐团。小泽在乐团听了李德伦指挥乐队排练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与交响诗《刘胡兰》等乐曲。这两首乐曲是第一次为外国同行演奏。看到中国音乐家在极其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努力创作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交响作品，加之李德伦、刘诗昆等中国音乐家的热情款待，小泽征尔很受感动。他对李德伦说：“我是一个东方人，可是我搞的音乐都是西方音乐，我很惭愧。”说罢失声痛哭……他恳切地表示，希望不久就能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
小泽征尔没有食言。1978年6月中旬，时隔一年半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准备指挥中央乐团在15日、16日演出两场音乐会。他与中方商定的演出曲目，既有《草原小姐妹》、《二泉映月》这两首中国作品，也有乐团刚刚演过的柏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和日本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乐曲《伐木歌》，但最考验乐队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乐队从未演过这部作品，而且难度比较高。排练之前，小泽让以前演过勃拉姆斯管弦乐作品的乐师举手，结果六七十人的乐队中只有三人举起了手。他后来感叹道：“我所面对的，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一支有高度技巧但又一点也不懂得怎样演奏勃拉姆斯的北京乐队……但更为感动我的是，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地拉奏革命音乐的中国乐师们有一种想演奏勃拉姆斯和贝多芬的强烈欲望。而刚巧我出现在这一刻，他们的欲望和我的感受碰在一起。就这样，我享受着我的第一次，他们亦可享受到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次。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为此我感谢上帝。”
两场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尤其是6月16日在首都体育馆的第二场，演出结束后，全场18000名听众起立，鼓掌欢呼，场面异常火爆。小泽征尔兴奋地与乐手们热烈握手互相祝贺，然后绕场一周向全场听众表示谢意。
历史注定了小泽征尔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交流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1978年12月16日，中美正式建交。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他亲自宣布波士顿交响乐团将在3月访华，成为两国建交后首支到访中国的美国乐团。同年3月15日，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举办了抵达上海后的首场访华演出。乐团随后前往北京，在3月17日到3月19日连续举办了三场音乐会，轰动京城。小泽征尔指挥的3月17日首场访京音乐会，邓小平和宋庆龄亲自到场欣赏，异常引人瞩目。1998年去世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大提琴手霍尔曼回忆道：“当我得悉邓小平先生和宋庆龄女士到场观赏演出，我的心跳突然加快，演出完时，我留意到邓先生向着我致以笑容，我才放下心头大石。”
3月19日在首都体育馆的第三场演出，则掀起了又一个高潮。音乐会的上半场，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西维斯坦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中央乐团协奏；下半场，波士顿交响乐团、中央乐团的217名乐师，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合演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并加演了《星条旗永不落》。雄壮华丽的音响给全场18000名听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对小泽征尔携波士顿交响乐团这次历史性的访华之旅，中外媒体都予以了高度的关注。《纽约时报》则以其坦率的文风，报道了相当部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乐师对此番中美联演并不满意，批评中国乐师处理长音时缺乏节奏感和速度的稳定性。小泽征尔凭借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中国乐师作了善意的解释：“中国音乐家们是敏锐和出色的，但对于节奏的稳定性，尤其是西方音乐那刺激的主题重复和再现，都是他们不易应付的。他们越演越快，乐句末段的延音亦不足。也许这跟他们的语言有关，他们用的是单字，而非连续的句子。”
然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历史性访华毕竟是一次异常成功和轰动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央乐团的驻团钢琴家刘诗昆和琵琶演奏家刘德海更是获得邀请，随波士顿交响乐团回到美国，在波士顿分别重演在北京演过的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并且由PHILIPS唱片公司录成唱片向全球发行。中美历史性音乐文化交流的“好声音”由此得到保存，成为宝贵的音乐文献和历史见证。
小泽征尔曾经希望能够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乐圣”贝多芬的巅峰之作《第九“合唱”交响曲》。同年的12月26日，他就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小提琴、大提琴、巴松管和圆号四位首席，第四次来到北京践履前约。经过两天高强度的排练，12月28日，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和中央广播文工团合唱团及四位歌唱家，在红塔剧场举行了中美合作的贝多芬《合唱交响曲》首演，电视实况转播。距离1961年李德伦和严良堃的苏联老师阿诺索夫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贝九”，此时已过去了整整18年。一连三个晚上，中央乐团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演了三场“贝九”，以“乐圣”谱写的追求人类大同的最强音宣告了混乱专制动荡的1970年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
盛况空前的三场“贝九”演出之后，中央乐团面临着重新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而首先为乐团把脉的还是小泽征尔。他说：“和两年前相比，中国的交响乐有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中国音乐家的内心已经产生了新的东西，有了新的变化……（对于现时需要做些甚么）我想只有一个：学习和练习。一方面，中国的指挥可以到国外去学习；另一方面，也要多请一些国外的指挥到中国来……要长一点，比如说半年。乐团的团员也应该这样，学生也应该互相交流。我们准备请李德伦、刘诗昆、刘德海、姜建华到美国去合作演出和交流。作为交响乐，一要有好的团员，二要有好的指挥，这样就可以演奏好。”
不止中央乐团，中国的其他交响乐团以后栉风沐雨，成长、变化与壮大，其实都是循着小泽征尔指出的这条交响乐发展的“普世路径”，一路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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