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过一个喜欢摇滚乐的人对另一个不喜欢的人说，你不喜欢，是因为你
身上根本没这种东西。他说这话的口气，透出十足的骄傲。可摇滚到底是哪种“
东西”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看到过这样的话，如果再过十年，生活把我折磨成一个六亲不认辣手摧花的
无耻之徒，只要你让张楚、何勇、窦唯站到我的面前放声歌唱，一定又能找回年
少时那个傻傲傻傲的我。
一本介绍重金属音乐的书，封面上是这样的句子：如果你觉得这种声音有些
吵，就证明你已经老了。
这样看来，摇滚乐显然是和激情、和青春、和肾上腺激素有关的东西了。
8月6日、7日、8日，中国摇滚乐坛在大漠孤烟的贺兰山脚下实现一次历史性
的“总阅兵”。“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以光荣与梦想的名义狂欢3
天。中国4代摇滚音乐人首次同台演出，这几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第一代，
崔健、“唐朝”、“黑豹”、何勇；第二代，“高旗&超载”、常宽、张楚；第
三代，“汪峰&鲍家街43号”、“子曰”、“瘦人”、罗琦；第四代“二手玫瑰
”、“舌头”、“布衣”；一共18支乐队，全面展示中国摇滚各时期的光辉历程
，也是中国摇滚20年风雨历程的一次总结性回顾。音乐节很成功，3天共有12万
观众来到贺兰山脚下的艾克斯星谷，即使在亚洲杯中国队与日本队决赛的当晚，
仍然有2万名观众选择度过一个摇滚乐的夜晚。策划人黄燎原兴奋地说，“摇滚
乐终于不赔钱了，我觉得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崔健一提到中国摇滚的现状，眉头就蹙得紧紧的：“中
国摇滚正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现在几乎没有人能体会这种音乐形式的重要意义
。除了北京几个摇滚乐队和极少一部分痴迷摇滚乐的人还在艰苦支撑，大多数人
都已经退出了。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些摇滚人还能撑多久。”
而贺兰山下的盛况足以让人欣慰。这次贺兰山露天摇滚音乐节的音响、灯光
与调音是中国摇滚乐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窦唯没有来，许巍没有来，可是，罗
琦来了，声音还是穿云裂帛；张楚来了，带着他的木讷和不知所措；何勇来了，
比从前胖，比从前沧桑；“唐朝”来了，有几个高八度丁武已经明显唱不上去；
“黑豹”也来了，不过已经不是从前的那支，虽然他们也在唱《无地自容》；还
有王磊，还有高旗，汪锋，和几支年轻的乐队，等等，当然，还有崔健乐队，满
身披挂，当之无愧的最后出场。
但是没人敢说，中国摇滚将从此走向“光辉道路”。策划人黄燎原说，“如
果说在这次音乐节的带动下，一两年内中国摇滚全面盛行，那我没有那样的奢望
，这要靠积累，也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摇滚人王勇谨慎地表示：“我是挺希望这次音乐节能让摇滚乐迎来春天，但
事实上这一次成功并不能代表以后也会成功，毕竟摇滚乐还存在很多问题。”崔
健直言不讳：“中国摇滚乐还处在萌芽阶段。不要以为坐在家里听几张唱片，就
是欣赏摇滚乐了，事实上，摇滚乐非常需要去现场感受，需要音乐节的形式。而
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环境，摇滚乐远远没有深入中国人的生活。”
大多数人对摇滚的记忆开始于崔健的《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你
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
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那是在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纪念“
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
两裤脚一高一低，蹦到简陋的舞台上——崔健掀起的狂热无人能及，他替一代人
唱出了他们自己。“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 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
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 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
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 你的痛苦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鞋／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我不知道我是走
着还是跑着／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给我点刺激大夫老爷／给我点儿爱情我
的护士姐姐／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一向自诩“一点正经没有”的王朔说，“我非常喜欢崔健的歌儿，我第一
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当时我感觉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这三言
两语的词儿。它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肉相联的关系。”“我看
他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的反映当代的东西是最准的，比大而无当的
、泛泛的文化的那种，我更能理解。”谁都知道，王朔很少这么“正经”地说话
。
可以说，是崔健的这些歌，让那么多人一夜之间，开始需要摇滚。
90年代初，中国摇滚乐，“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分别出了专辑——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黑梦》、《垃圾场》。他们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体育
馆举行的演唱会，轰动的场面令人难忘。那时被称作“新音乐的春天”。中央电
视台国际部的主持人蔚华辞职，去当呼吸乐队的主唱。不少城市孩子的理想是做
一个摇滚英雄，那时有多少人学过吉他啊。1995年，刚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张朝阳
有一次给朋友打电话，说的竟然是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
那样的景象只是昙花一现，后来的摇滚乐在中国日益边缘化，演出活动及相
关报道少之又少，负面的传闻却时有所见，当年的辉煌，像传说一样遥远。所以
，贺兰山摇滚音乐节的成功，等于是把摇滚乐又带回到公众的视野。
只是，世界变了，摇滚也变了。在贺兰山三天的演出过程中，现场天天上演
着台上台下互相较劲的尴尬大戏：歌手喜欢唱新歌，歌迷喜欢听老歌。一个专程
从北京赶来的歌迷说：我就不明白，他们当年能够写出这么好的歌，为什么20年
过去了，写的作品还不如以前了呢？”
在上海，在北京，有为数不少的地下乐队，有的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准，他们
的号召力，还很难和那些老乐队相比。黄燎原说他本来想组织一个“百团大战”
，有许多地下摇滚乐队参与演出的音乐节，可根本拉不到投资。
崔健厌倦甚至痛恨被当作精神标志和文化符号，他一直在创作，可人们总是
更喜欢《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窦唯是“打死也不唱了”，两年前
的丽江雪山音乐节上，他曾对等他出场的观众说，“你们喜欢摇滚么？你们被骗
了”，他现在认真地做音乐，已经不是摇滚了。那个写“我只有两天，我从没有
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的许巍，现在说，“我听我过去的歌，听
不进去，觉得没有把最好的东西做出来，既然音乐可以与人分享，我为什么要和
大家分享这些呢？现在不会再去写这些沉重的东西了。”
贺兰山下，人们对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未来各抒己见时，王磊反问了一句很有
摇滚精神的话，“摇滚为什么要走出困境”。是的，摇滚乐最不需要的就是怜悯
和自我怜悯，摇滚的精神就是反叛和自由，需要的不是别的，只是对手。没有对
手，英雄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英雄，人们又何必喜欢摇滚呢？而现在，谁都很难
充当英雄。
哲学家周国平说，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
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
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
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
能做的，就是坚持和进取。英国的大卫·鲍伊（DavidBowie），就是那个
一双眼睛同时呈现青绿色和棕色的著名摇滚乐手，56岁的时候，在他的个人演唱
会现场，他浓密长发，花色复杂的大衣，音乐千变万化，千奇百怪，而他的歌迷
，许多已经是中年男人，肩上扛着儿子，小男孩衬衫上印着Bowie的名字。有人
问鲍伊感觉怎么样，他说，很好，我还是我。“我和他同年龄，我一直迷恋他”
，一个歌迷如是说。“你爱着青春时候的他，就像爱一个年代；你爱着年老时候
的他，就像爱一种习惯。”
前些时候来中国演出的深紫乐队（DeepPurple）每位乐手都60好几，加起
来有几百岁了。他们号称“重金属之父”。超载乐队的高旗如今还很年轻，他说
，希望自己60岁的时候，一帮60岁的老头，还在台上玩摇滚，那是多牛的事情。
一直有人喜欢唱，一直有人喜欢听，有生命的东西会自己生长，摇滚乐也是
这样，一直“相看两不厌”，也许就成就了一段不平凡。希望那些摇滚乐手60岁
时，能像鲍勃·迪伦一样唱：我曾经苍老，但我现在风华正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