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未酬的杨松斯——他与《留声机》杂志的最后访谈
Michael_McManus 郑超 于 2019.12.18 17:29:19 | 源自:微信公众号-经典947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10.00/30

  • 2019年12月5日,指挥大师杨松斯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圣彼得堡爱乐大厅举行,人们纷纷前来与他做最后的道别,他的离去令俄罗斯的冬天显得越发寒冷与悲伤……

    2018年11月,杨松斯最后一次接受《留声机》杂志访谈,回顾艺术生涯并畅谈自己的梦想,可上帝似乎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他便匆匆走完了最后一程。仅以这篇访谈,缅怀我们心中的大师。

  • 十一月午后,慕尼黑已经临近午餐时间。在嘉施台(Gasteig)音乐厅里,杨松斯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BRSO)一直补录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的片段。本周早些时候,他们认真排练了这部作品,昨天早晨又不间断从头到尾演奏两遍。

    我有幸聆听了排练,今晚他们将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演奏这一作品。十天后,原班人马还将登台维也纳金色大厅再演一场。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完美的表演已成定局。

    与在杨松斯75岁生日之际再次与他交谈,我再次被他充沛的精力、进取心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打动。这次我已经事先准备了一些问题,让他有所准备。

    他开门见山步入正题。我以前经常看到有关他早年艰辛的文字,他和家人在德国占领下的拉脱维亚生活,所以我想问问这种经历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不能说我的生活非常艰难——一切都是相对的。我的父母很了不起,给了我深切的关爱。”

    当时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成为一名音乐家是最好的出路。他说:“我在音乐氛围中长大,家里没有保姆。我从三岁起和父母一起去歌剧院,看彩排和演出。很快我就对所有的芭蕾舞剧以及一些歌剧滚瓜烂熟,然后我父亲买了一把小提琴,开始教我。”

    一家人于1956年移居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之后,杨松斯就读于那里的音乐学院。“我13岁就离开祖国。我只懂一点俄语,还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语言是一大障碍。而且我父亲(Arvıds,1914-84)是著名指挥家,子承父业并非易事。

    人们都认为他会帮助我,所以都会问:马里斯自己能有什么作为。我必须非常刻苦。我有一个家庭教师教我俄语,并帮我翻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的俄语已经流利起来,学业也很成功。”

    说这番话时,杨松斯显然是谦虚了:28岁时他在柏林赢得了卡拉扬指挥大奖。“然后,我相信自己可以站稳脚跟了,我有了力量和勇气。从那时起我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80年代后期,杨松斯在各地频频露面,成为新一代指挥中的红人,他的唱片也令他声名大噪。到苏联的管制开始放松时,40岁的杨松斯已经和西方有了密切往来,主要是与奥斯陆爱乐乐团和BBC威尔士交响乐团合作。

    1984年1月至1986年12月,Chandos在奥斯陆制作极为出色的柴可夫斯基交响曲全集录音。这不仅让三部晚期交响曲变得耳目一新,而且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其他四首(曼弗雷德和第一至第三号)的价值。

    1986年11月,杨松斯与BBC威尔士交响乐团在昙花一现的唱片品牌BBC Enterprises录制了一张肖斯塔科维奇专辑,这是他与该团唯一的录音室唱片,后来他又在Chandos录制了拉赫马尼诺夫第二交响曲的完整版本,这次是英国的爱乐管弦乐团。

    1987年秋,杨松斯带领传奇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在时隔十年后再次出访西方(1978年穆拉文斯基曾率团访问维也纳——译者注)。他的父亲已在三年前去世,杨松斯此时担任(业已年老体弱的)穆拉文斯基的助手。Chandos唱片公司前往都柏林,将这次巡演曲目之一——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录了下来。

    1992年,伦敦爱乐乐团任命杨松斯为首席客座指挥,任期五年,这一消息令人振奋。在伦敦的任期结束后,他又开始牵手匹兹堡交响乐团,这是一支拥有悠久历史的乐团,但这座城市却在逐渐衰落。这段姻缘没有太多精彩之处。

    杨松斯在事业快要达到顶峰时,有一次在奥斯陆指挥《波希米亚人》时心脏病发作——他的父亲就是在曼彻斯特演出期间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这令他心有余悸。他说:“起初我很害怕,我该何去何从?”

    对于他的复出音乐会,他选择的不是柏林、维也纳,甚至不是奥斯陆,而是威尔士——合作者是BBC威尔士交响乐团,理由仅仅是“我非常喜欢他们”。

    “排练开始时,我非常小心,因为我很害怕。休息时我对妻子说:我要么全身心投入,要么根本不上指挥台。渐渐地我又成了拼命三郎,我的生活再次扬帆起航。”我清楚地记得在迈过这道坎之后,杨松斯的举止让我倍感惊讶,他比原先更富活力,音乐会结束时完全是大汗淋漓。

    杨松斯很不习惯倒时差,最终导致他在2002年宣布两年后告别匹兹堡。不过他在任职期间做了一些出色的唱片,包括肖斯塔科维奇第八交响曲。2003年,他成为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一年后他又当选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首席指挥。

    领导两个顶级乐团让他不堪重负,杨松斯只能放弃阿姆斯特丹而把更多时间扑在慕尼黑,这让许多不了解他的人感到惊讶。此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点进行指挥,但他宁可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一个乐队上。

    他说:“我一直是两个乐团大家庭的一员,但是现在只能选一个…要成为两个顶级乐团的首席指挥很困难,如果你年富力强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上了年纪就要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健康。离开阿姆斯特丹是个困难的选择。我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我。”

    我上次在东京与他见面仿佛还是清晰如昨,当时是他70岁生日前一个月,他和巴广在三得利音乐厅演奏并录制了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五年来他似乎像以往一样精力充沛,不仅致力于保持巴广的水平,而且还要努力克服主场——慕尼黑过于局促的大力神宫(Herkulessaal)和一无是处的嘉施台音乐厅的种种弊端。他必须与官僚主义以及各种令人费解的政治迷局作斗争。

    他认为自己与西蒙·拉特为推动伦敦新建的音乐厅的努力异曲同工,并且相信拉特也将最终获胜。“可怕的是,任何地方都没有为文化提供足够的支持,但是没有文化或没有艺术,人就无法生存,文化必将长盛不衰。”

    在举行这次访谈时,建筑师和声学家正处于慕尼黑项目的风口浪尖。“我将为慕尼黑拥有自己的大厅不遗余力,我们为此奋斗了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也花费了很多精力。现在政治人物退出了,改由专业人士接手。

    我们从今年开始建设,要花五年时间才能建成。新的音乐厅必须让人舒适,但也必须拥有真正出色的声音。他热衷于将古典音乐传播给新的青年观众。也将继续探索新作品,并让熟悉的曲目发出独特光芒。”

    杨松斯非常注重唱片音乐市场的动向。当《留声机》杂志在2008年评选世界顶级乐团时,阿姆斯特丹皇厅乐团排名第一,巴广排名第六——高于任何其他广播乐团。杨松斯认为,巴广隶属于广播系统带来了无以伦比的优势。“他们喜欢看到自己演奏的一切都留有录音。他们习惯如此,丝毫没有觉得任何压力。”

    巴伐利亚电台录制了每场音乐会,这在录音不景气的今天为演奏员带来了巨大鼓舞。他承认:“在现场表演中总会出现错误——我们是人而不是机器。但现场录音里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做录音室录音时我总是会努力营造音乐会气氛,就好像公众在场。对于广播乐团来说,话筒并不带来恐惧:当音乐家看到麦克风时,他们会有更佳表现。”

    即便如此,正如我去年11月亲眼所见,杨松斯和乐团演奏并录制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时,制作团队发现一种既经济又相对轻松的手法。“我们录下了排练,音乐会后又补录了一些片段用于修正。如果音乐会上的录音更好,那我们当然选择音乐会。”

    杨松斯还在探索新曲目。他最近首演了沃尔夫冈·里姆(Wolfgang Rihm)的合唱作品,在伯恩斯坦诞辰百年诞辰之际,他又在琉森演奏了他的《嬉游曲》和《坎迪德》序曲。‘我喜欢身为作曲家的伯恩斯坦,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认识他,他很了不起。

    ”杨松斯正在考虑指挥和录制《奇切斯特诗篇》。未来他还会做什么项目?“我想演出歌剧,这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我从来没有时间全力以赴投入到其中。歌剧会花费很多时间。我希望我将来与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工作时主打歌剧。2017年我指挥了肖斯塔科维奇《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今年将是《黑桃皇后》。

    近年来,杨松斯每年将自己客席指挥经历仅限于和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因此除了偶尔在伦敦逍遥音乐节或者在巴比肯音乐厅的演出之外,他与伦敦的关系已经即若即离,这里已经不再是他的“主场”:“我当然希望重返伦敦爱乐或伦敦交响乐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如何,但是我敢肯定他们水平很高——他们总是反应迅速,而且现在西蒙·拉特到了伦敦,这太好了。如果他们发出邀请,我会欣然前往。”

    最后,我询问他还想有什么未能实现的心愿。他笑了笑,然后变得严肃起来:“我要保持生活和工作的质量——不能下降。我想在尽可能延长我作为一个称职指挥的时间。如果我觉得自己再也无能为力时,必须立即为做出决定:‘该走人了’。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但除了自己还有谁会告诉你?是我的妻子还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会对我这么说?我认为我必须做好这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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