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乐派”为何有必要
王安潮 于 2018.09.06 14:50:55 | 源自:音乐周报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00.00/0

中国乐派是近年来的热词,它与之前的“中华乐派”说法相似,均有指代中国境内或运用中国音乐语言创作音乐所形成的流派之意。后者已在学界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论证,也开过不少研讨会和音乐会,对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大家已有了较为清晰的认同。所以,有人就说没有再生造“中国乐派”一词的必要。又加之“中华乐派”隐含有民族乐派的特定意指,所以,有人觉得“中华乐派”的所指意义更为明确。笔者以为,“中国乐派”就其内涵与外延来说更符合于从19世纪形成的西方音乐史中的“民族乐派”的意义所指,即国家文化的宏观层面涵盖音乐流派的范畴,也符合于当下“发扬传统经典音乐文化”的语意,甚至对建构音乐意义上的“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从民族乐派的形成历史背景及其意义所指来看,19世纪中叶以后活跃于欧洲乐坛的“民族乐派”带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唤醒寓意,其产生与民族主义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这些被认为是较为激进的音乐家以其音乐创作中的特性民族音乐素材的运用表达爱国思想,在那个民族内忧外患的特定时期,是有其特殊历史意义的。像波兰、匈牙利、捷克、挪威等欧洲小国,为了表达特殊的国家意志,“民族乐派”的形成与发展恰逢其时。虽然当时爱国主义思想的表达是建立在政治意识之上的,但这些国家的音乐家们试图从纯粹的音乐民族性出发,并意在摆脱德奥为主体的古典乐派的束缚,以本国优秀的民间音乐素材去表现具有爱国主义的英雄主题,这就使其音乐产生出特殊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效应。那些小国的音乐家及其作品迅速为世界所关注,如:捷克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和德沃夏克的《水仙女》、挪威格里格的《培尔·金特》、芬兰西贝柳斯的《芬兰颂》等。新崛起的俄罗斯,其国家意识的强烈彰显,使得格林卡的《伊凡·苏萨宁》、巴拉基列夫的《李尔王》、鲍罗丁的《伊戈尔王子》、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与《荒山之夜》等也顺着政治与民族意识的崛起而觉醒,强烈的民族意识使这些作品有意地挖掘民族民间特性音调素材,丰富了原来浪漫乐派注重表达个性思想的表现视域,像波兰的莫纽什科是在肖邦基础上的发展,匈牙利的埃尔凯尔是在李斯特风格上的延伸。

在中国目前的创作中,民族民间素材的挖掘意识虽然早已觉醒,但在艺术主张上的创造性却在有意无意地衰微,注重技术的繁难开发成为学院派作曲家们的兴趣点,而鲜明民族音乐艺术的标志性符号却在技术理念的标榜下被有意弱化。因此,这个时候,西方19世纪民族乐派的发展理念仍对中国音乐家有参考价值,它有助于国家意志的激发,有助于本国人民反省文化自信的意象所指,有助于从内涵上建构中国音乐艺术活动的鲜明标志。

只有从内涵建设的基础性上下功夫,才能建构并显现出“中国乐派”的艺术创造性,也才能在世界音乐的舞台上建立起“中国乐派”艺术形象的影响力。如何建构?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作品的鲜明民族音乐形象塑造是关键。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天华的10部二胡曲、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任光的《彩云追月》、聂耳的《金蛇狂舞》《扬子江风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国狂想曲》、谭小麟的《湖上春光》、江文也的《台湾舞曲》《北京万华集》等,以音乐的民族特征而唤起民族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李焕之的《春节组曲》、吕其明的《红旗颂》、何占豪与陈钢的“梁祝”、吴祖强与杜鸣心的《红色娘子军》《鱼美人》、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刘铁山与茅沅的《瑶族舞曲》、郑路与马洪业的《北京喜讯到边寨》、乔羽与刘炽的《祖国颂》等,成为国家音乐意志表达的代表作。改革开放后,西方先锋音乐手法涌入中国,谭盾《风雅颂》、瞿小松《MengDong》、陈怡《多耶》、叶小纲《中国之诗》、何训田《达勃河随想曲》、郭文景的《蜀道难》等以及朱践耳的十部交响曲、杨立青的《乌江恨》、刘文金的《长城随想》、高为杰的《蜀宫夜宴》、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刘敦南的《山林》、王西麟的《云南音诗》、张千一的《北方森林》、张晓峰与朱晓谷的《新婚别》、王黎光的《水歌》等,对民族音乐素材进行了更为内涵、韵致化的彰显,比之前的创作更注重内涵的挖掘,而非仅注重旋律线条的构建。这些作品中的鲜明民族艺术形象指向性更为明确,如杨立青运用《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古典琵琶曲素材,在交响乐队恢弘的浓烈声响的基础上,展现了楚汉战争的悲壮历史。以鲜明的地域或历史音乐素材而塑造艺术形象是这些鲜明的意象所指,上述作品的成功多具有这些因素。而这种内涵的表达方式仍是当前很多创作的选题,如赵季平的《古槐寻根》、许舒亚的《海上丝路》、叶小纲的《鲁迅》、郭文景的《骆驼祥子》、张千一的《解放》、杨青的《苍》、韩兰魁的《丝路断想》、周湘林的《天马》、尹明五的《长白山随想》、张旭儒的《漠壁长歌》、觉嘎的《阿吉拉姆》等,这些内涵除了在素材的挖掘上更为精细化外,还注重从韵味上狠下功夫,其探索在展现技术性的同时,也使民族意识更有内涵,逐渐深入。

中国乐派是国家意志彰显的概念化显现,是中国音乐家在当前创作上的深入思辨,是文化自信理念下的文化觉醒。它不仅在创作上予以显现,还延伸到表演及理论等方面,甚至在乐器研制上也已萌生新思路,这些都为中国乐派内涵化突破寻得了更多的视角与契机,而从宏观理论构建及概念的深入辨析上,中国乐派也是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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