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还没有激光唱机，但已开始买 CD，原因是有些曲目在磁带和密纹中找不到。因为 CD 是随着数码录音技术的研制成功而诞生的录音制品，所以最早的唱片封面上都印有 DDD 的标志，也就是说，这些录音全是1980年以后的演奏。从那时一直到1993年，我和许多伙伴坚信 DDD 乃最好的 CD 象征。

记得有一次，我和两位乐迷朋友进京公干，顺便购片（事实是为购片而找茬进京）。一天下来，北京的六大唱片店俱遭“奔袭”，而我等钱袋只够住地下室，吃炸酱面了，那个时候炸酱面可真便宜！晚上回到喘气都感费劲的憋闷房间，开始其乐无穷地检索把玩战利品，场面滑稽而诡异。突然，我大笑起来，指着一张唱片喊道：赔啦！你们看看，怎么买了 AAD 的录音。二人伸过头来，瞧仔细后顿时捶胸跌足，生似将一百多块钱丢掉般痛苦。在我们心目中，DDD 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录音水准的，ADD 已不能容忍，AAD 岂不等于把钱扔水里了。一晚上的兴致全被破坏，大家闷闷不乐地上床，辗转反侧地熬到第二天，未等唱片店开门便候在那里。如果售货员比我们高明一些，那么，我们或许会早一天知道什么是好录音，那也就不至于今天吃后悔药，但是她居然与我们同等见识，很富于同情心地办理了退货，当然没有让我们把钱拿走，而是又加了二十几元，买了一张如假保换的真正的 DDD。

星转斗移，从爱乐到发烧，只需要几天的工夫。音响更新之后，添置 CD 愈发变本加厉。薪水没有太大长进，收 CD 又成为家庭建设的重点投资项目，于是出手必须慎之又慎，不仅耳朵练得越来越挑剔，有关音响与录音的书刊也随见随买。听得多了，看得多了，知识也随之多了。当你一首曲目只能收一张 CD 时，你几乎必须参照《唱片圣经》和《CD圣经》等指南性读物的推荐，它们大致不会骗人太甚，至少会同时考虑演奏和音效两个因素。最可气的倒是一些唱片杂志上的所谓销售排行榜，凡是名列前茅的，包准是卖不出去的新货，印象中它们肯定是 DDD 的录音，有的甚至还写上 4D。我曾不止一次上过当，这种1990年以后问世的唱片，演奏俱为新人，缺少个性甚至有点矫揉造作，录音冷硬锐利，毫无人间气味，偏偏还是以正价版发行。无怪乎 NAXOS 唱片公司的老板海曼公开说道：“他们（指那几家著名的唱片公司）把以前的录音当中价版卖，后来的录音当正价版卖。依我之见，应该反其道而行才是，因为有些老录音比后来的还要好。”他这是针对所谓的 4D 和 20BIT 技术而发的不平之言，但其中已有怀旧的慨叹意味。

新录音不如老录音，不仅仅是音效问题，随着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古典人文精神的渐渐缺失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富特文格勒与瓦尔特的音乐会定期举行时，你还依稀可见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身影，当门格尔贝格在阿姆斯特丹，克纳佩尔茨布什在拜罗伊特每年一度地履行祭司的职责时，瓦格纳与马勒的生命无疑得到了延续。然而一个世纪的结束，竟然提早了十年，80年代的最后两年，卡拉扬与伯恩斯坦的相继去世，真的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巨星陨落后的孤寂使爱乐者痛定思痛，眼前应接不暇的新人辈出和贴上各种新技术标签的录音，终于将本不富裕的消费者惹毛了。他们实在不能容忍“文化理念”的沦亡，亦不允许唱片公司的商业行为成为音乐艺术的主宰。为了推销某一位新星，唱片商可以开动一切机器，来让人们接受他是“未来的艺术家”，“某某大师的接班人”，“属于21世纪的天才”等等。正像现在的足坛一样，一大批二流水准的无脑球员，其身价却动辄天文数字，这实在让那些往昔为生命为信仰踢球的巨星们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历史价值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了。为了倾销不胜枚举的世纪末幸运儿，舆论不惜诋毁尸骨未寒的卡拉扬与伯恩斯坦，将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肆意夸大，以哗众取宠的心态来编派大师艺术上的毛病。卡拉扬不是在贝多芬作品上用功最勤吗？我偏偏说你的贝多芬糟糕之极，不忍卒闻。你不是至少录过四次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吗？各种“指南”、“评鉴”和“圣经”就是见不到“榜上有名”。害得初级爱乐的人手握钞票心茫然，不买卡拉扬的贝多芬买谁的呢？对于高段位的爱乐者，他们可以考虑单声道版富特文格勒和埃里希·克莱伯的选择，但作为唯一的版本肯定是不合适的。

一度唱片界暴炒加迪纳和哈农库特，他们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分获《留声机》“年度最佳奖”。因为获奖，销售量自然增大，一时间，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最新代言人，他们用时代乐器按原始乐谱演奏的风格亦被标榜为对贝多芬诠释的新理念。

接踵而来的便是布吕根和他的十八世纪乐团，霍格伍德和他的古代学院乐团，诺灵顿和他的伦敦独奏家乐团等等，都是号称更接近原典的贝多芬。

听了这些“复古”的演奏，我们真的要重新认识贝多芬了，早已刻入灵魂的悲壮史诗与英雄精神，怎么一下子变成沙龙里的温文尔雅和小巧透明了呢?贝多芬生前看到的演奏真是这个样子吗？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们已习惯了现代编制的大交响乐队营造出来的巨大轰响，那用来表现“英雄”与“命运”是恰如其分的。自柏辽兹和瓦格纳以来所进行的为演奏贝多芬的乐队革命，使管弦乐器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并最终影响了二十世纪指挥大师辈出的局面。仅就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而言，尼基什、威恩加特纳、托斯卡尼尼与富特文格勒，他们每一人都为今天留下了最最珍贵的录音。如果感觉这些录音的效果与现今日益高级的重放系统有较大的矛盾，那么瓦尔特、莱纳、卡拉扬、克伦佩勒、约胡姆、赛尔、克路易坦、肯佩等年富力强、正值音乐录音的黄金岁月，“演录俱佳”是这个时代唱片的共同特征。

相对于这些老一辈艺术家而言，那些“仿古”的“学究气”的贝多芬，除了表现出一点深沉的端庄或者优雅之外，剩下的便是意义不大的标新立异或者耳目一新了。不同于海顿和莫扎特，也不同于巴赫、亨德尔和拉摩，或者更早的普赛尔、维瓦尔第等人，贝多芬不需要走回头路，他是永远向前的，一直发展的。自“乐圣”去世以后的近二百年，音乐家作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着这个目标的。

正像一切美好的景象无法重现一样，属于二十世纪的声音，亦将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而成为绝响。追思的悲哀袭来时竟全无任何征兆，人类对物质文明进化的麻木，正反衬出对心灵家园失落的敏感。当我们开始对眼前的明星们那江湖艺人般的派头和讳莫如深的外表仍掩盖不住的拜金不以为然时，富有情操与秩序的大师已迫不及待地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人世，有许多人如弗里恰伊、康泰里、肯佩、贝努姆、卡尔·里希特、科尔特斯等还未迎来他们艺术的巅峰期便英年早逝。于是属于那一代艺术家的高贵、稳健、纤细和诗情在1970年代末即化为永久的缅怀，他们幸运地没有赶上数码录音时代。现在乐评诟病卡拉扬，抨击对象几乎俱为他1980年代的录音，这是艺术家受累于现代科技的典型事例，相信听过卡拉扬现场音乐会的人是绝对不会让卡拉扬去担当数码录音的罪过的。从此意义上讲，那些过早离世的大师未始不是幸运的。正如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没有赶上立体声时代，为数众多的顶尖高手也未能活到数码录音问世，这难道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吗？

老唱片的价格越来越离谱，几乎与文物并驾齐驱，再版的 CD，不是给你用 4D 技术重制，便是搞成数码混音，这就是所谓的 ADD，想起当年被我们弃如敝屣的 AAD，那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我还清楚记得，那次去退货的 CD，是布莱兹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和《彼得鲁什卡》，现在我家中的版本亦是布莱兹的，但却是1992年的数码录音，虽然音响锐利，动态惊人，结构也算缜密，可比起一位朋友手中的 CBS版，即那张 AAD，却明显少了温暖的乐感、通透的层次和宽阔的音场。现在 CBS的许多珍贵录音都由 SONY 以 20BIT 的技术重新制作发行，除非有人愿意将他手中的 CBS 原版惠让于我，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将其从市场购回，这真是我唱片收藏生涯中一段辛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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