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常客，波兰作曲大师潘德雷茨基在2007年写了委约作品《第八交响曲》，又名“无常之歌”。他亲自指挥乐队演绎，也时常出现在其他大师曲目的音乐会上。白胡子，红通通的脸，微胖的身躯，是他的外在标志，表情则有东欧人严肃而温和的特征。乐迷可以轻易见到他正襟危坐在北京的观众席间，可见他太喜欢音乐厅了。无论指挥自己的作品，还是品鉴他人的表达，乐队、听众、指挥之间的互动完成了音乐之“在”的三位一体。而现场感的鲜活可以激发他。
与1996年英年早逝的另一位波兰文化名人——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同，潘德雷茨基被人称作专制时代的“特洛伊木马”，一个成功的潜伏者。说来不过是阴差阳错，他当年写的《8分37秒》在题目改成《广岛受难者的挽歌》后，受到官方肯定与支持，认为是声讨西方阵营的力作，尤其契合当时的意识形态。作品的推出，让作曲家在东西方都获得首肯，可见命运的骰子一掷尽是偶然。波兰居于东西方的中间地带，对于两边的压力的敏感是他人不可想象的。基耶斯洛夫斯基1981年拍过一部电影，名叫《机遇之歌》。“无常”，“机遇”，国家、种族与个人命运的黑色幽默，是卡夫卡、哈谢克与昆德拉等东欧作家最喜欢表达的内容。荒谬感有时来自地缘政治。
但不得罪自己的祖国，又让西方人喜欢，功成名就，财运滚滚，有时得罪的是自己人，为时贤看不惯。为推广自己的音乐失却了意识形态立场，让一些报刊子虚乌有地指责潘德雷茨基活得太好。但潘德雷茨基近于逆来顺受的脾气，不过是表面现象。他关注的是从现象世界里“超越”的部分，即抽象成音乐的构成。必须从其作品而非银行账户、住房与座驾去解读他。潘德雷茨基内心或灵魂的界面，指向的是宗教与受难。
作为20世纪宗教音乐作品扛鼎之作的《圣路加受难曲》，于1966年首演，为祝贺德国蒙斯特教堂落成700年而作。在“受难曲”这种曲式的要求下，如何写出带有现代感知的新意，又不失轮廓的伟大与庄严，是巨大挑战。巴赫的宗教作品作为难以逾越的标杆立在那里，一般作曲家都望而却步，不敢触及这一对整个世界与人类发言的题材。潘德雷茨基的高明之处，是在这部作品里表达阿伦特所说的“庸众的恶”：作为庸众的他们，出卖了人类的拯救者。他用不同的音块与织体，表现庸众的躁狂与污秽的声音，道听途说以及以讹传讹的存在，人性普遍的恶毒、阴森与黑暗。
关于群众的崛起，19世纪俄罗斯的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最先在歌剧里予以表现。到20世纪，肖斯塔科维奇的许多作品也时常以戏谑与滑稽模仿的方式加以传达。潘德雷茨基的语汇、配器与前者相比更现代，也更国际化，人声部分并不使用波兰语而采用拉丁文，弦乐的构成重新配组，管乐用萨克斯，钢琴与管风琴对比着击打与轰鸣。一团团庸众的喧嚣声，接近卡夫卡所写的耗子民族的叽叽喳喳，无意义的舌头在空洞的口腔里打转。潘德雷茨基在作品里展现自己的精神能量与超常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也许，世界这几十年的艺术成就多有东欧人取得，得益于他们深谙存在的尴尬与不得不如此的绝望，原地徘徊的无意义，即卡夫卡所说的“踌躇”。这种国家与种族的状态如今是每个个体的体验，可见科技昌明与技术进步并不能改变存在的窘境，甚至让人性变得更为变态与残忍。潘德雷茨基的贡献是为“广岛”——当时最先进的核弹投掷而下唱起挽歌，为普通人的受难而呼告。
波兰这个国家宗教气氛浓厚，因为太多的苦难于此发生。潘德雷茨基是当年教宗保罗二世的朋友。保罗二世从波兰出发，成为教宗，写了许多动人的诗歌。对于灾难深重之地，唯一的回报就是艺术的大作品。潘德雷茨基今生的运气如何，于国家及个人都是一时的得失与外在的命运，作品质量才是他与时间对话的资本。文章千古事，世间多无常，潘德雷茨基的意义在于宗教几近式微与弱化的时代，依旧为世界带来了这种大作品的崭新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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