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生前身后
宫宏宇 于 2016.04.27 14:06:07 | 源自:微信公众号-国音爱乐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10.00/30

20世纪作曲家中,肖斯塔科维奇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爱之者誉他为20世纪“最伟大之作曲家”。恨之者则弃之如敝屣。作为共产阵营的作曲家,肖氏少年得志。不到20岁时就爆得大名(他的毕业作品《F小调第一交响乐》就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与普罗科菲耶夫一样,肖氏是表演和创作双栖的不世之才,其钢琴技艺不逊其作曲才能。1927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不算,一次与波兰作曲家梅耶尔一起弹奏贝多芬的降B大调《大赋格》,肖氏凭记忆把第二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一音不差地奏了出来。

作为共产阵营音乐创作的领军人物,肖氏生前享誉甚多:是“功勋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三次获得代表苏联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其死后也风光无限。与普罗科菲耶夫的落寞离世相对照,苏共机关报《真理报》赞肖是“苏维埃忠诚的儿子,终身都在为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而奋斗”。他的葬礼更是隆重,不但在苏联国内现场直播,也在华沙条约国家同时播放。但是,肖氏在誉满天下的同时,也从未逃出被攻击的命运。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他屡次被批。虽然有幸没有象其他艺术家一样被处决、流放或劳改,但也充满了劫难,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1975年辞世时,年仅69岁。

前斯大林时代的肖斯塔科维奇

任何有关肖氏的论述都离不开政治这一主题。也难怪,1906年肖氏出生时,反抗沙皇二世的工人起义刚偃旗息鼓。他在彼得格勒音乐学院就读时,布尔什维克革命又风起云涌。与20世纪其他两位俄国音乐巨匠斯特拉文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不同,肖氏没有在国外长期居住过,且在冷战结束前一命呜呼,是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作曲家。正是有了这一契机,他的命运就与20世纪东西方政治及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粘合在了一起。

肖氏的音乐成为争论的焦点与他生长时代的音乐发展也密切相关。肖氏出生时,正是以反传统调性体系作曲方法为主的现代音乐方兴未艾之日。但他却逆流而动,坚持用传统音乐语言创作。肖氏虽然终身都坚持用调性语言创作,但他对现代音乐作曲手法也曾尝试过。特别是在卢那察尔斯基主管文艺期间,他对贝尔格、亨德米特、克热内克等的作品有过相当的研究。肖氏自己也创作了一些富有探索性的作品,如《第一交响乐》、根据果戈理短篇小说改编的歌剧《鼻子》、芭蕾舞《黄金时代》和《霹雳》等。这些深受西方先锋派音乐影响的作品,由于在技法上极具创新性,一度成为新苏联社会音乐成就的象征。但也因此而被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颓废性”而被禁演。特别是《鼻子》一剧,因其高度复杂的节奏型、奇特的和声语言和追求奇异效果的配器手法,深为当政者诟病,只上演了16场就销声匿迹了,直到肖去世前一年才又被搬上了舞台。

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

有关肖的著述,无论是学术专著、通俗传记、报刊评论,还是音乐会节目单,没有不提到斯大林的。英国的一位音乐学家曾调侃说,他有次应邀讲肖氏的人生与音乐,整个讲座50分钟,他竟然做到了一次都没有提斯大林。

与列宁不同,斯大林爱好音乐。新近的研究显示,斯氏光顾莫斯科的大剧院,听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还喜欢唱民歌(据说是个不错的男高音)。在对音乐的喜好上,斯和另一独裁者希特勒倒有相似之处。虽然他不像后者那样对瓦格纳的歌剧如醉如痴,但斯氏对苏联音乐事业的发展也极为关心。“他关注苏联制作的每一张唱片,并在唱片封套上分别写上‘好’、‘一般’、‘坏’、‘垃圾’的评语,他积攒的歌剧唱片就有93部之多”(Alex Ross, The Rest Is Nois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07, p. 220)。但是斯氏对音乐的喜好并未使苏联音乐家受益,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与列宁对现代音乐不赞同但能容忍的态度不同,斯大林对卢那察尔斯基时兴起的那种激进的、受西方影响的现代风格极为不满,他所提倡的是表现新无产阶级国家力量的“苏维埃现代主义”。大家都熟知的例子是斯氏对肖氏歌剧《穆森思克区的麦克白夫人》的攻击。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白夫人》是苏维埃作曲家创作的有限的几部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虽然此剧给苏维埃政府赢得了很大的脸面,但并没有给肖氏本人带来荣耀。反而使他从此进入了斯氏的眼帘。《麦克白夫人》无论是在题材(带有情色的主题)和作曲手法上(此剧音乐在创作手法上颇受贝尔格《沃采克》的影响)都有违苏联当时所推崇的突出积极向上的主题和现实主义创作的理念,所以此剧1936年给他惹来灾祸也在意料之中。

幸运的是,1937年肖氏《第五交响乐》问世,这部被苏联官方宣传为肖氏悔过自新的作品,一时间倍受推崇。不仅《麦克白夫人》所带来的阴霾被一扫而尽,肖氏的声誉也再一次如日中天。所以近来就有学者说,《麦克白》事件无论是对肖,还是对听众,都可说是“塞翁失马”。如果没有斯的及时干涉与“挽救”、没有《真理报》对他的围攻,肖很有可能会继续朝现代派的方向走下去,他的作品也极有可能会像西方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一样,越来越晦涩难懂,越来越与社会无关,离老百姓也越来越远(E. Rothstein, “Where Music May Owe Stalin a Little Credit”,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04])。曾就肖《第四交响乐》出过专著的英国音乐学家Pauline Fairclough就认为,与其挨整之前创作的《第二》和《第三》交响乐相比,肖的《第五》有明显的进步。

但一朝被蛇咬的肖氏多年不再敢碰舞台剧,而是集中运用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这种不容易被人上纲上线的体裁形式。从1937一直到1953年斯去世,肖不仅在创作上如履薄冰,在政治上也作出了极强的爱国举动。1934年成为区人大代表,1939年被选为市议员。1941年德军入侵时,肖氏三次请求上前线。在由于身体和视力的原因不被获准后,他又申请充当后备军,最后被安排作消防员。肖的《第七交响乐》总谱被空投到被困的列宁格勒,1942年3月5日在古比雪夫首演,并在无人高地上用大功率扩音器向苏军前线战士播放,开了交响乐直接参战的先例。与此同时,制成缩微胶卷的《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被军用飞机带到美国。为了争夺首演权,托斯卡尼尼不惜屈尊致信斯托科夫斯基恳求。最终由托氏指挥在美国通过电台1942年7月19日面向数百万听众播放。为了听此交响乐,时在好莱坞的斯特拉文斯基夫妇还回绝了一个重要的社交邀请。

但好景不长,二战后不久,斯就对苏联知识界操刀。1948年在日丹诺夫起草的反对“形式主义”与反对“反人民的艺术”的决议中,肖和哈恰图良、舍巴林等率先成为箭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职位被解除。夹着尾巴做人的肖氏,表面上主动向组织靠拢,暗地里却仍一如既往。仔细检索一下他从1948到1953写的作品就可看出,这期间他写歌颂“主旋律”的音乐(《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创作宣扬爱国主义的声乐作品(《森林之歌》、《阳光照耀祖国大地》)。但他也创作了24首钢琴前奏曲与赋格曲等,其中不乏创新之作,如《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第四弦乐四重奏》与声乐套曲《犹太诗歌》等。

肖氏与斯之间的恩怨虽是学者和乐评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他们之间其实只在1943年有过一面之缘。1949年,肖表示不愿意去纽约参加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斯曾给他打过电话。之后肖氏也曾给斯写过几封信提出些要求,或致谢。俄国音乐学家Leonid Maximenkov近期的研究显示,在《麦克白夫人》事件之前,斯对肖并不了解。《真理报》抨击《麦克白》,是项庄舞剑,肖只不过是正好撞在了枪口上。在斯和苏共官员的眼里,肖实际上是“能写好的现实主义音乐的”,是“值得挽救”的。Maximenkov通过查证克里姆林宫后来解密的档案记录发现,斯只是想让肖停止写“字谜”式的东西,多创作些让人听得懂的“清晰的大众艺术”。

斯对肖的确是恩威并用。仅“斯大林奖”肖氏一生中就获得三次。当时苏联工人的平均收入是5千卢布一年,而一等斯大林奖金则高达10万卢布。1946-1947仅苏联作曲家联盟就给了他近25万卢布的酬劳,这还不包括肖氏其他的收入。但肖似乎还是不满足,总是向当局提要求。如有一次他写信给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抱怨了他的生活情况后,很快就被告知,他不仅会在莫斯科拥有一套宽大的公寓、一幢用来避暑的乡间别墅,还会得到6万卢布的装修费。为此肖在1946年5月26日专门写信给斯大林致谢。

但无论斯氏对肖施多大的恩惠,都无法消除肖对斯的恐惧。Isaiah Berlin曾形象地描述了他1958年6月初次肖的印象。他形容肖氏“小巧、腼腆,颇似一个来自加拿大西部的化学家,神情极其紧张,脸部几乎永远在抽搐。……访问牛津的整个期间,他都像是一个经历了长久被迫害、长期被流放生活的人。每当有人提到当代的人或事,哪怕只是极不经意的顺便一提,他的脸部就会不由自主的痉挛,一副被梦魇缠绕的、甚至是被迫害的表情就会再一次浮现在他的脸上”(“Shostakovich at Oxfor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6, 2009]: 29)。

肖斯塔科维奇在伏尔科夫《见证》出版前的西方

肖虽说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社会作曲家的代表,但是他的名字对西方的听众来说也并不陌生。除以上提到的《麦克白夫人》、《第七交响乐》等让他大出风头外,他的其他作品在西方也曾引起过不小的波澜。

西方的听众对肖的政治立场以及所受到的责难也有一定的了解。最初让西方听众对他深感同情的是1949年出版的Alexander Werth所著的《莫斯科的音乐动乱》一书。此书让西方听众对肖1948年在日丹诺夫的反对“形式主义”运动中所经历的厄难开始有所了解。1972年出版的Boris Schwarz的《苏联的音乐与音乐生活》一书则使西方读者对苏联官方以肖的名义发布的言论开始质疑。但西方民众对肖拥护苏共的一些言论也不无微言。特别是1949年3月肖氏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捍卫苏联官方立场的举动,以及他对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的批判,更使得他在西方的地位一落千丈。就连有左翼倾向的科普兰对肖也颇失望。在冷战期间的西欧和美国,除了伯恩斯坦不时为他辩解外,鲜有指挥家演奏他的曲目。特别是肖氏1957年担任了苏联作曲家协会书记之职和1960年加入苏共后,西方的舆论已把他看作是苏维埃体制中人。就连与其常年共事且私交甚笃的同事和尊重他的学生也对他深感失望。如在得知肖在抨击Sakharov的公开信上签名后,苏联舞台剧导演Yuri Lyubimov在遇到肖时,甚至拒绝与其握手,让已伸出手的肖氏窘得无地自容(Paul Mitchinson, “The Shostakovich Variations”, Lingua Franca 10: 4 [2000]: 50)。

如果说西方的听众对肖褒贬相间的话,冷战期间居音乐批评界主导地位的现代派作曲家则对之鞭笞有加。肖氏早期虽然对当代音乐技法有过浓厚的兴趣,晚年时对12音技法也有所涉猎,但他对调性音乐的执着却始终不改。这使得他在信奉“12音主义”、“序列音乐”、“偶然音乐”、“先锋派与实验音乐”作曲家的眼中,被视为“非我族类”。勋伯格、布列兹等对肖的冷嘲热讽不算,就连一些不太入流的、但可以左右舆论界的美国作曲家对他也大加贬责,汤姆森(Virgil Thomson)就是一例。在汤姆森看来,肖不配被称为“严肃作曲家”。肖的《列宁格勒交响曲》是“为弱智的、没有乐感的、精神涣散的人”创作的。在欧美学院派“正统”作曲家眼里,肖氏的音乐被认为缺乏深度,不够现代,是“二等货色”。Richard Taruskin说他60年代在哥伦比亚读书时,只有在肖的作品被用作反面教材的时候才能听到他的音乐(Richard Taruskin, “Double Trouble”,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24, 2001]: 26)。

  • 伏尔科夫《见证》与“肖斯塔科维奇之战”

    在伏尔科夫《见证》1979年在纽约出版之前,西方对肖的评价大致有两种:一种认为他是苏维埃极权统治下,政治干涉艺术的受害者,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另一种认为肖氏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真诚地希望用自己的音乐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红色作曲家。肖氏虽与斯大林有个人恩怨,对苏联文化政策也相当不满,但他绝不是像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后者甚至把肖贬为“懦夫”。但《见证》一书却把肖变成了一个对苏共政权极端不满,但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用隐喻的语言来表达心中苦痛的持异见者。同样一部《第九交响曲》,在伯恩斯坦的耳中是快乐、诙谐、睿智与妙语如珠,但在伏尔科夫笔下中却充满了悲剧、抒情、讥讽与怪诞。同一部声乐套曲《犹太诗歌》,在美国音乐学家Laurel E. Fay为肖所作的新传中被理解为肖氏遵守其在苏维埃1948年大会上所作的“融和民间音乐精髓”的承诺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但在伏氏的解释中,却成了肖大胆反抗斯氏排犹政策的力证。

    肖从“御用作曲家”和“只会唱颂歌的百灵鸟”一变成为有胆、有谋、意志坚强的民主斗士,这一转变实在是出乎世人意料。难怪《见证》一推出,即成排行榜上有名的畅销书。用乐评家Paul Mitchinson的话说“今天大多数的听众都是通过伏尔科夫的耳朵来听肖斯塔科维奇的”(“Wishful Thinking”, The Nation [May 3, 2004]: 54)。但就在《见证》走红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最初质疑的是出生在满洲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Simon Karlinsky。Karlinsky注意到《见证》虽声称是肖氏口述的从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但书中有大段文字是一字不差地从已俄文报刊上抄来的。因准备博士论文刚在苏联查过资料的Laurel E. Fay也发现《见证》中的一些段落似曾相识。通过对照俄文文献,她发现《见证》中至少有七页几乎是一字不差地抄来的,她还注意到一个更重要的细节:即凡是有肖氏签名的章节实际上都是已公开发表过的文稿。她的结论是,《见证》一书中虽然反映了一些事实,但绝不是肖氏的回忆录,而是伏氏伪造的“赝品”( “Shostakovich versus Volkov: Whose Testimony?”, Russian Review 39:4 [1980]: 484-93)。持此观点的还有以Richard Taruskin为首的一些专门研究苏俄音乐、并在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做过访问学者的英美音乐学家。季先科也谴责说,《见证》不仅“不是肖的回忆录,甚至谈不上是一本伏尔科夫作的关于肖的书。它是一本伏尔科夫关于伏尔科夫的书”(关于《见证》为什么不应被当作史实,除上文中所提外,国外音乐学界著述颇丰,可参见Alex Ross, “Unauthorized: The final betrayal of Dmitri Shostakovich”,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6, 2004)。

    肖的家人和朋友对《见证》也意见不一。肖的儿子认为此书“大部分是由来自三手的流言轶事堆砌而成”,不可全信。伏尔科夫见过肖氏不假,但也“仅有4次,而且每次都不超过两小时” (Geoffrey Norris, “Bitter Memories- The Shostakovich Testimony”, The Musical Times [April 1980]: 241)。肖的遗孀在答记者问时也提到,伏与她丈夫仅见过“3次或最多4次”。但肖的女儿却持不同的意见。《见证》书中虽然有太多的‘厨房聊天’式的闲言碎语和轶事,但准确地代表了肖的政治观点。曾将改编过肖氏弦乐作品的Rudolf Barshay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也证实《见证》一书中的内容属实。

    在1990年代中期,有关肖人生与音乐的专题研讨会不断展开,但由《见证》所引起的战火,一直没有停熄。Ian MacDonald《新肖斯塔科维奇》、Allan B. Ho和Dmitry Feofanov编辑的《重新思考肖斯塔科维奇》都是以支持《见证》为首要目的的。MacDonald是记者出身,在政治立场上极其反苏反共。他虽承认《见证》有不诚实之处,但又坚持此书的确是肖氏的回忆录,而且声称《见证》中所述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经得起验证的史实。最使人费解的是,不是音乐学家的麦氏却硬要在音乐分析上做对号入座类的文章,结果给人留下了很多话柄。如他在既没有谱例又没有对自己的用词严格界定的情况下就断然宣称肖氏自《麦克白夫人》被批之后就开始用“暗语”写作。并明确指出这些“暗语”是什么,如抑抑扬格或长短短格的节奏(特别是快速下行的琶音三和弦)表示“背叛”,重复的单音代表“奴役”、“盲从”,双音代表斯大林,三音代表人民,五音代表斯大林加上人民。MacDonald的《新肖斯塔科维奇》对肖作品极端政治化的解读虽深受学者诟病,但在社会上却影响很大。1998年在伦敦出版的《重新思考肖斯塔科维奇》一书,其中心旨意是对《见证》一书所引起的持续了近20年的公案进行了结。它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有二,一是证明《见证》绝非伪造。二是强调肖的确是暗藏的持不同政见者。有学者指出,尽管此书中用了很专业的音乐式的小标题,但全书与学术研究关系不大,多讨论《见证》书中的肖与斯大林抗争的主题。此外,对Laurel E. Fay、Taruskin及另一位对《见证》持怀疑态度的学者Malcolm Brown攻击、嘲讽、谩骂也是《重新思考肖斯塔科维奇》一书的主要特点。

    与以上两部火药味极强的专书相比, E. Wilson的《记忆中的肖斯塔科维奇人生》(Faber, 1998)一书虽不乏讨论肖政治立场的文章,但其论述的方式却迥异。去掉了情绪化的论争,多了些事实的考证。此书一出就得到了学界的好评,2006年又有增订本出版,至今仍被看作是研究苏俄和肖氏音乐的必读之作。E. Wilson氏1964-1971年在苏联留过学,和肖本人也曾见过几面。从1988年开始,她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苏联搜集资料、访问当事人。之后,她又用了四年的时间甄别和编辑整理搜集来的资料。书中除收录大量的一手资料外,还包括一些已在苏联出版但不为西方学者所知的文献。

    如果说《记忆中的肖斯塔科维奇人生》关注的主要是肖的人生的话,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研究》则显示了西方音乐学研究中人生与作品兼重的特点。这部由英国音乐学家David Fanning编辑的论文集中收录了包括美、英、德、俄权威人物的论文,可以说代表了上世纪90年代肖斯塔科维奇研究的最高成就。和上述诸著述不同,此书所研究的重点不是音乐语言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也不是艺术与人生哪个更具有意义的问题,而是突出肖音乐语言的重要性,把肖的音乐作品本身作为研究的重点。如有音乐分析专家之称的耶鲁学者Patrick McCreless对肖《E小调钢琴三重奏》的解析,运用了勋伯格、申克、Réti、Keller的分析模式和Newcomb、Treitler、Kramer等音乐学家的观点。Laurel Fay在其《从<麦克白夫人>到<卡特里纳>》一文中继续展现其文本考证及技术分析之特长,她不但对《麦克白夫人》三个不同版本进行了细腻的对比,对此剧历次首演和修改的背景情况也做了详细的梳理。

    二十一世纪的肖斯塔科维奇研究

    进入到21世纪以来,西方对肖氏的兴趣不仅没有减低,且有升温之势。为纪念肖百年诞辰,仅2006年9月在英国举办的研讨会就有至少3个。此间的出版物除研讨会论文集和概论式的著述外,还有肖氏专书和研究论文集多部:《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语境中的肖斯塔科维奇》(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剑桥肖斯塔科维奇研究指南》(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普林斯顿2004年出的论文集《肖斯塔科维奇与他的世界》;印第安纳大学2004年的《肖斯塔科维奇案例集》。《肖斯塔科维奇研究》第二卷也在2010年下半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学出版社外,其它出版社也频频出书,除Michael Mishra编辑的资料汇编性的《肖斯塔科维奇指南》外,专题性的研究就有《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弦乐四重奏》、《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与电影》、《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四交响乐》。特别是Esti Sheinberg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的反语、讽刺、模仿与怪异》一书,试图用符号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肖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隐喻、潜台词、和模仿引申等现象进行解读。伏尔科夫及其支持者们也不甘寂寞,伏尔科夫的新著《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2004在纽约出版,他的旧著《见证》也于2004年出版了25周年纪念平装版。McDonald虽在2003年由于忧郁症自杀身亡,但他的《新肖斯塔科维奇》经过Raymond Clarke改正后也于2006年再版。

    就传记来说,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的Laurel Fay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是目前可见最详尽者,也是学界口碑最好者。留学过苏联的Laurel Fay很早就开始研究肖,她1978年提交给美国康纳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专论肖后几部弦乐四重奏作曲风格的。这次为肖作传,她用了15年的时间搜集资料采访见证者。此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全书基本上没有作者主观的价值评判,只有详尽的原始资料。由于她对《见证》的质疑,多年来Fay一直是《见证》拥护者的攻击对象。在此书中她显然不愿意掺入过多个人的价值判断,也不愿意继续就《见证》的真伪再费口舌。在力求用证据说话、让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点上,此书与上述Wilson的《记忆中的肖斯塔科维奇人生》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这样平铺直叙的著述读起来不会像《见证》那样引人入胜。但对任何认真研究肖和苏俄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案头之作。避免无谓的争斗、专注史实的发掘与订正似乎是Fay菲撰写此书的主导方针。Fay除偶尔不得不提到伏尔科夫外,她甚至有意不把《见证》作为原始资料列入参考书目。但也正是由于太过重视史料的搜集与甄别,肖的音乐在此书中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有学者就指出,此著是一本纯论肖“生平”的书,不属于常见的“生活与创作”之类。

    《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所依赖的材料更全更新,与Wilson《记忆中的肖斯塔科维奇人生》中所搜集的资料不同,Fay书中的资料主要是苏联开放时代公开的档案资料和苏联解体后一些见证人发表的书面材料。

    当然,对此书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大多非学界人士。以上提到过的McDonald就在其网站上发了长达5万字的评论文章。不仅指责Fay断章取义做学问不诚实、有意封杀肖反对苏维埃体制的证据,还声称他从Fay的书中可以看出Fay有“亲共”的趋向。英国乐评家Norman Lebrecht甚至在《每日电讯报》上著文,把Fay与不承认大屠杀发生过的纳粹同情者David Irving相提并论。

    论文集《肖斯塔科维奇与他的世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年)也是新世纪以来值得注意的一本书。此书中除收有译自俄文的、西方学界以前没有见过的史料外,所收的专题论文也多关注肖一些不大为人所知的作品。该论文集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译文和史料为主,所收的三篇译文分别为:肖17到21岁时第一次离开家时写给他母亲的信、肖1927-28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时对一份题为“创作过程的心理学”问卷的答复、新发现的肖1946-50年间写给斯大林的四封信,以及麦克西蒙科夫就此写的一篇分析性论文。这些俄文信件的英译,在意义上与1993年出版的《肖斯塔科维奇书信集--致伊•达•格利克曼的信》一样重大,都为世人全面、客观地理解肖的生平及其音乐轨迹提供了新的史料。此外,第一部分中包括的一篇关于肖氏《第七交响曲》1940年代风靡美国的史实性综述文章也显示了近期肖研究的独特视角。从美国公众二战期间对肖狂热性的崇拜,到冷战期间西方世界对肖的冷遇,这篇文章通过肖《第七交响曲》早期在美国被接受的事实,从侧面说明了肖在西方的荣辱兴衰与其音乐质量好坏的关系是不大的。

    《肖斯塔科维奇与他的世界》第二部分由专题论文组成。所论述的主题虽然涉及到肖与苏共政治体系、肖音乐语言中的讽喻、反语,但焦点已不再是肖对集权主义的反抗以及肖如何在作品中用潜台词表达自己的愤懑。而是把视野扩大到包括肖的教学活动、肖与其学生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肖12音技法的尝试与苏维埃序列主义音乐的政治与实践、肖与俄国文学及苏俄音乐传统等在内的多方位、多层面的研究。所涉及的具体作品也从以往的第五、第七、第十交响曲及弦乐四重奏转向早期的芭蕾舞剧《霹雳》、歌剧《鼻子》、中期的轻喜剧《莫斯科,樱树塔》,后期的《第十四交响曲》、《茨韦塔耶娃诗六首》、《列比亚德金船长之歌四首》等。

    与《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和《肖斯塔科维奇与他的世界》中对《见证》置之不理的做法相反,印第安纳大学2004年出的《肖斯塔科维奇案例专集》的首要目的是用事实证明《见证》绝非像伏尔科夫声称的那样是肖的回忆录。这部著作由四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二部分除有译自俄文的史料七篇外,还有肖的同事和朋友对《见证》的正式回应、肖的遗孀关于肖的签名为什么会出现在伏尔科夫手稿上的解释、罗斯特罗波维奇对《见证》中出现的所谓肖诋毁其他苏维埃作曲家谎言的揭穿。第三部分由历年来在苏俄发表的四篇论文组成,有专门驳斥Ho和Feofanov的,也有论述苏维埃音乐及音乐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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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stakovich: Piano Concertos Nos. 1 & 2,仅有的两首钢琴协奏曲全无冷峻沉重,整体典雅明媚,其豁达意境令人感动。非常精彩。
    发表于2016.04.28 01:27:03
    2
    175.013.167.***
    175.013.167.***
    发表于2016.04.27 22: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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