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战争都会留下属于这场战争的歌曲：军歌或战歌，如果战争规模足够大，可能还会有史诗传世，比如《伊利亚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歌曲很多，有些是直接描写战斗生活，比如贺绿汀的《游击队歌》。有些本身与战争无关，却机缘巧合的成为战场上广为传唱的名曲，烙下了战争的印记，如勃兰切尔的《喀秋莎》。西方交响乐中与战争直接有关的作品，多数是为胜利后的庆典应邀而作的，比如著名的《1812序曲》。而那些无标题交响曲中明确与战争有关者极少，即便其创作于战争期间，我们也很难说它就是为战争而做的，就像肖邦在疾病中创作的《夜曲》，很难说反应的就是肺痨。艺术音乐就像诗歌或小说，它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内容，却并不一定有“中心思想”；它可以有战斗性，但本身不是武器。
关于纯音乐的内容是否可能涉及道德层面，或者对人的道德观发生影响，古今中外争论了千余年，至今也没有结论。但有一点是经过历史证明的：即便音乐有社会教化作用，其功能也会随着不同时代而发生变化。巴赫那些为宗教咏唱和自我冥想而作的音乐，现在经常被用来阐释世俗人生哲理甚至被用于好莱坞动作电影的配乐；在先秦被斥为靡靡之音、令政治家腐化堕落的“胡乐”，它的曲调到了唐宋却进入了宫廷和文人雅乐的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曾被广泛批判的“港台黄色歌曲”，现在有不少成为了“华人经典”……如果音乐真的能够分好坏善恶，也是沧海桑田，此一时彼一时。
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自问世以来就是被当做以苏德战争为背景的，作曲家本人也是认可的，而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中作曲家却又有别的说法，由此还引发这本回忆录的真伪之争。其实作曲家对自己作品“中心思想”的解释，也经常是此一时彼一时，或许当年落笔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可过几年又那么想了，南辕北辙，却都很由衷。著名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改题献事件是最生动的证明：这部交响曲有那么丰富的背景故事，但它其实与拿破仑无关，与拿破仑的政治选择无关，尽管看起来是那么的密切相关，但在扉页上的题献改变前后，这首作品本身并没有丝毫改变，更与善恶无关。
歌曲就不同了，因为有歌词，就可以很明确具体的表述内容。如果说纯音乐就像诗歌、小说，很难总结出“中心思想”，歌曲就像是应用文和记叙文，内容表达的可以很直接明确。提起与战争有关的音乐，歌曲占大多数，正是因为它们的内容一般没有歧义，有关无关一目了然。例外的是“艺术歌曲”，因为歌词是诗歌，而诗歌的“中心思想”通常是不明确的，所以狭义的艺术歌曲，往往会被归入到纯音乐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至今为止我们这个星球最后一场关系到全人类文明走向的热战，它可能也是历史上唯一关于战争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完全没有争议的国际大战。轴心国法西斯的邪恶，在全世界文明国家中是毫无置疑的共识，因此反法西斯战争就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尽管如此，战争本身总是残酷与非理智的，虽然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但它是最接近于兽性残暴的那一部分。
历史上直接描写战争的音乐，往往却令人兴致盎然，比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惠灵顿之胜利》《1812序曲》等等，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过滤掉战争的血腥与残忍，提纯出英雄主义的浪漫与豪迈。像舒曼《两个掷弹兵》那样对战争有着真实刻画和深刻思考的音乐，远没有那些把战争美化为伟人英雄游戏的音乐受大众欢迎。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音乐，除去那些战歌和宣传歌曲以外，有很多真正能够触及战争本质的伟大作品，不再是“音乐连环画”，而展现出对于人类暴行的愤怒与抗争、绝望与祭奠。潘德列斯基的《广岛受难者挽歌》能够从人类物种的视角去描绘和审视战争对人类的毁灭与荒谬，蘑菇云下的死难者也是法西斯暴行的牺牲品，从这个角度说，它同样是反法西斯音乐作品中的杰作。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是对所有在战争中罹难亡魂的祭奠，它超越了战胜国与战败国、敌国与友邦的界限，体现出人道主义的包容与宽宏，这同样是对偏执独裁的法西斯主义的鞭笞。
然而这些与战争有关的艺术音乐，与功能性音乐本质的区别在于：这些描写战争的作品，是依从艺术的规律，由作曲家以个人的方式表达的。它们在战争过程中有些确实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这并非是作曲家创作的首要目的。在展现战争的过程中，作曲家当然也会展现出自己的立场与情绪，这种情绪就可能会感染到听众，从而激发坚持与反抗的精神，但这首先是作曲者的个人表达。这就像有些描写情爱的音乐，比如《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升华之夜》《牧神午后》等等也可能会诱发起听众的情欲，但这种催情效果并不是总会发生，更并非是这些音乐的创作目的。另外一类与战争有关的声乐作品，比如《黄河大合唱》《马赛曲》等等，因为歌词内容的明确指向而成为富于战斗性的作品，同时其艺术水准又高于一般的战歌和宣传歌曲，而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艺术作品。
一位作曲家如果真的想要通过音乐作品明确的表达某些具体的思想，通常会采用加标题的方式，或者在作品中使用人声，通过歌词来达到目的。在音乐历史上人们一般不会吧与战争有关的音乐单独分类，正是因为很多作品是否与战争有关难以确定。拉威尔《圆舞曲》中的狂乱与末世气氛似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史无前例的创伤有关，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猜测。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七钢琴奏鸣曲》也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就是一首描写战争的作品，以普罗科菲耶夫返回苏联后的处世方式，他当然不会反对这首作品被与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就像现在国内如果有一首音乐作品被盛赞为“展现出新时代中国梦伟大的时代精神”，作曲者不可能有反对意见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的惨烈和破坏性给予了人类足够的警告：在现代科技支持下的战争一旦失去理智，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毁灭整个物种。70年的相对和平是一战与二战两次剧痛后的休养生息，而那些记录了这些痛楚与残暴的音乐，则像是留在肌肤上的疤痕，提醒着历史的创伤虽然痊愈，然而人类的兽性随时可能再次毁灭自己。从这角度说，或许最伟大的反法西斯音乐作品，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尽管它问世时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百余年，但它如先知般告诉我们：只有放下武器，所有人类才能拥抱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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