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名为“中国梦·钢琴梦”的中国钢琴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上海喜马拉雅艺术中心大观舞台上演。
作为2014上海喜马拉雅国际钢琴艺术节、上海音乐学院第十一届国际钢琴大师班的演出之一，本场音乐会以“国际钢琴大师演奏中国钢琴音乐”为主题，邀请七位国际著名钢琴家——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罗伯特·布洛克尔、钢琴系主任鲍里斯·贝尔曼、匈牙利当今最杰出的钢琴家彼得·纳吉、巴赫与贝多芬的权威演绎者之一安德鲁·雷吉尔、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教授古尔达·瓦英伯格·塔兹、1981年美国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安德烈-米歇尔·舒伯、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教授大卫·莱弗利——这些在国际舞台享有盛誉，同时在教学领域亦颇有建树的大师们，为沪上观众演绎了多位中国作曲家极具代表性的钢琴作品。
每首乐曲都彰显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烙印，桑桐的《内蒙民歌主题小曲七首》（1957）以蒙古族民歌为素材，是组曲中的精品；陈培勋的《平湖秋月》（1975）改编自同名民族器乐曲，具有典型的广东音乐韵律；王建中的《情景》（1996）通过五声音阶传达的古典神韵，堪称当代音乐创作中“中国风格”钢琴曲的一次成功探索；陈其钢的《京剧瞬间》（2000）与叶国辉的《京剧主题即兴曲》（2014）同是取材于国粹艺术，前者着眼将极致微小的片段无限叠置、延展，后者则注重通过钢琴语汇寻找传统戏曲的声音趣味；谭盾的《八幅水彩画的回忆》（1978/2003）在重视色彩性的同时也突出了旋律的民族性，最初虽是他学生时代的习作，但东、西方技法已然在相互渗透、融合；叶小纲的《纳木错》（2006）受青年钢琴家邹翔之约而作，兼具民族性与现代性。
应该说，以国际大师云集的豪华阵容整场来演奏中国钢琴作品，是极其难得的，音乐会犹如一幅横跨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钢琴画卷，是一场听觉盛宴。
主办方策划这样一场音乐会显然是用心良苦，当下，钢琴教育在中国已是“爆发性”普及，琴童数量甚至达到七千万这一惊人数字。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钢琴作品正被不断了解、熟知，但对于国际钢琴乐坛而言，还远未具有真正的影响力。这也正是本场音乐会得以上演的根本动因，基于主办方良好的出发点——振兴、弘扬本民族的钢琴艺术。
演出形式的安排不甚严苛，除了演奏用琴，舞台上同时摆放了一架编钟，在音乐会开始之前，钢琴家们共同敲响了这件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中国乐器，东方的钟磬之律与西洋的键盘之声齐发，其良好愿景不言而喻。演出期间，除了舞台两侧的屏幕上显示有详尽的作品介绍，每首乐曲上演前也都会由主持人出场讲解，内容主要针对作曲家的艺术成就和作品的创作背景，用词多具引导性，譬如提及叶小纲、陈其钢等，皆以作曲家创作的大众所熟知的电影音乐为切入点，或是通过作品的标题来呈现乐曲风格：“内蒙古的民歌风情”、“纳木错的西藏风光”、“京剧的老北京韵味”等字眼穿插其间。
这显然是考虑到观众对作品的熟知度所做出的安排，暂不论这种形式是否有悖于音乐会的欣赏惯例，单就这一点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国钢琴作品的普及程度。由于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黎英海的《夕阳箫鼓》这两首透露着浓厚古典韵味、更为人们所熟知的乐曲并未如期演出——前者是上世纪30年代欧洲作曲家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作品比赛的头奖，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创作中家喻户晓的范例性佳作；后者根据同名琵琶古曲改编，是中国钢琴作品中教科书式的优秀文献，多数琴童都会在一定进阶后触及——音乐会俨然成为一场集中展现中国当代钢琴作品的演出：以业内所惯称的“第五代”中央音乐学院78级作曲家为主力军。以小见大，从创作的角度而言，这一批音乐家确已成为当代音乐舞台的中流砥柱，反观欣赏层面，本土作品之于观众的陌生并非局限在钢琴领域，在快餐式审美文化的冲击下，当代音乐始终是一门令多数人迷茫的小众艺术。那么，面对略显艰深、难以参透的这一艺术形式，代入式的讲解是否是观众理解作品的唯一途径呢？标准化信息媒体影响下的大众审美趣味，面对“探索”似乎已然失去了耐心，而急于抛出“曲高和寡”的定论。事实上，音乐欣赏恰恰就是需要锻炼我们利用自身的所知、所学、所思和所有的经历去感受，同样，这也是人生时时刻刻须面对的思考过程。
演出中常听到主办方提及“复兴”的字眼，音乐会举办的最初意愿，是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钢琴音乐也能够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独树一帜。那么，面对本土钢琴作品，这个满怀着中国式思维的语汇是否适用呢？
何谓中国钢琴作品？凡是由中国作曲家创作的即可归在其中吗？在我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音调风格的不同取决于律制的各异，我国传统音乐以五声调式为基准，而西方音乐则是建立在十二平均律基础上，钢琴更是应用这一律制的典型乐器；进而，创作思维的截然迥异也使作品最终展现出各色风情，中国音乐讲求横向旋律的起伏，注重“韵”的意境，西方音乐则以纵向和声为核心，体现“声”的色彩。因此，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钢琴作品，应当是以钢琴这件西洋乐器为载体，通过东方式的创作思维，融合传统与现代技法的产物。
音乐会上演的作品几乎都置入了民歌、戏曲等传统音乐元素，这些割不断的文化血脉似乎也是本土作曲家们始终逃不开的情怀，然而不可忽略的是，面对钢琴这件地道的舶来品，这一西方文化强势置入本土环境的产物，带着始终秉承德奥音乐体系沿流的专业音乐教育背景，如何在以西方创作技法为铺陈的音响表达形式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蕴，以及如何在植根本土语境的前提下成功架构当代与传统、西方与中华、技术与内涵之间的桥梁，想必，这才是我国作曲家始终追寻的终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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