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平无奇的钢琴独奏会每天都在上演，大部分令人满足。钢琴家很卖力，把巴赫、贝多芬或李斯特请到这个消费主义横行的世界面前，陈述他们的存在并显示他/她从事的职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听众自愿离开手机屏幕长达一两个小时，演出过程中会有人走神（一定是这样），牵记起半年后的家庭旅行计划或公司未完成的报表。但他们看起来专注而享受。第二天，记者们用热情洋溢的笔触宣告演奏会如何如何成功，好像艺术的标准是由他们制定似的。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景象。公众在面对很多事物时表现得暴戾而刻薄，却对艺术抱有宽松的尺度。究其原因，无外乎隔膜，一种广泛且难以弥合的隔膜。当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演奏是好的，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愿意暴露这一点，友善的评价往往最为稳妥。对于一个从未真正接触过古典音乐的人而言，也许一位刚刚考过钢琴十级的少年所弹奏的一首肖邦的夜曲就已经可以带给他惊喜——哇噻，这钢琴曲那么好听！倘若他的音乐欣赏历程止步于此，那么他对肖邦夜曲的印象将停留在少年的手指间。他将没有机会得知，鲁宾斯坦或弗朗索瓦演奏的肖邦夜曲与少年所弹有着何种不同境界，这种境界的差异又会怎样影响他对肖邦的认识，甚至改写他与古典音乐的因缘。
作曲家的乐谱是死物，但通过演奏者的演绎，它仿佛得到新生。糟糕的钢琴家能把贝多芬从坟墓中气活过来，而一场卓越的演奏则可以让那些伟大的灵魂含笑九泉。这种级别的演奏当然不是简单地呈现乐谱，每个世代，多少钢琴家为此孜孜以求，沿艺术的山峦不断攀爬，渴望达到一种既准确传递作曲家创作意图，又充分阐释自己音乐主张的理想状态。最终，峰巅处的胜利者，也不过寥寥数人。
那天上班途中，车载CD播放器正好轮到舒伯特的D664（第13号钢琴奏鸣曲），斯维亚托斯拉夫·李赫特在EMI的录音室版本。此版我大概听过三四遍，但在那个秋意正浓的早晨，不知为什么，李赫特的琴声比以往更令我难以抗拒。他几乎是与舒伯特肩并肩地走进我的内心，伴随着一种分不清是苍凉还是温暖的情境。我在听肯普夫的舒伯特时不会感到钢琴家的存在，但李赫特不同。不仅是弹舒伯特，他弹任何作曲家的作品似乎都把自己植入其中。其实他从不试图取代作曲家，像其他一些人那样时刻不忘彰显演奏家的权力。只不过，他就是有办法做到让自己和海顿、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德彪西、普罗科菲耶夫他们一起待在音乐里，而且丝毫不显得古怪或冒失。
李赫特每每带来不可思议的体验，使我觉得好像是第一次认识某部作品。他的很多现场录音尤其具备这样的功能，那种对作品独特而充满睿智的看法，自由不羁却令人由衷信服的速度处理和力度变化，神奇的音色，这些元素构成李赫特与他人迥然有异的音乐观念。他在1963年莱比锡音乐会上弹的贝多芬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在1975年伦敦现场弹的贝多芬第29号钢琴奏鸣曲“槌子键”，在1977年萨尔茨堡现场弹的一组德彪西，在1993年匈牙利现场弹的格里格《抒情小品》，无一不是钢琴演奏史上难以复制的传奇。李赫特赋予这些作品崭新的视点，并由此证明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可以极大程度地开拓艺术的疆域，只要他真正实现了思想的自由。
铁幕的威力使李赫特直到1960年代才为西方所认识，正如前苏联他那些杰出的演奏家同胞一样，一旦被世界了解，人们的惊叹声便不绝于耳。他们得到解放，这是人类文化的福祉。
尽管在前苏联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而且俄罗斯钢琴学派的教育法则也一贯以严苛的训练著称（李赫特与另一位钢琴大师吉列尔斯同出于伟大的俄罗斯钢琴泰斗涅高兹门下），但自由的因子常驻李赫特的心灵，并直接决定了他琴艺的卓尔不群。因为，只有一颗自由的艺术灵魂才能永葆新鲜，才能不受制于所谓的传统和成规，才能在面对无论是颂扬还是轻慢的时候依然不改本色。
我们也许不能断言李赫特是所有钢琴曲目的王者，然而，如果允许这样一种说法存在，李赫特一定是最接近结论的那个人。
卷帙浩繁的录音遗产是人们通向李赫特传奇人生的唯一途径。他一生都只在弹琴，不著书，几乎不接受采访，很少关心政治以及除了音乐以外的其他事物。他不善于且没有意愿与别人交谈，不喜欢就什么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1996年，李赫特逝世前一年，法国纪录片导演、小提琴家布鲁诺·蒙桑容好歹说服了性格孤僻的钢琴家，为其拍摄一部传记片。这部传记片后来定名为《李赫特——谜》。
有一句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出现在片子结尾部分，李赫特说：“我讨厌我自己，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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