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蒋明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晚上，他是民谣歌手；白天，他是《南都娱乐周刊》的副总编和资深乐评人，因是“局内人”，所以在露出音乐面相的时候反而更通透亦更坚持内心的古典世界。于是他的音乐在这个时代与众不同，有书生意气特有的固执和干净。
2011年，蒋明的第一张专辑《再见北方》出版。混杂童谣和俄罗斯民歌记忆的旋律是1970、1980年代人的集体回忆。这张蒋明写于十几年前的歌曲集合尽管难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但童声“青青山外山，绵绵云上云”（《游子谣》）的清脆破题，“我只能爱你一世不能一时”（《某年某日的情歌》）的情感沉淀，以及《桂花巷》和《时光小唱》里时光和归人的故事，已经足够建立一个完整的音乐世界。
2013年他的第二张专辑《罔极寺》是一张更为成熟的作品。人到中年，怀念爱情，看见死亡，末了请小河、刘东明、钟立风等朋友们合唱的一曲《啊朋友再见》推翻了这一代人曾被要求坚信的东西，“相信它的人就像相信一个漫长玩笑，不信它的人已没了灵魂”。蒋明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出答案，大概怀疑就是答案。
《罔极寺》是人生转折点上的回望
东方早报：白天做编辑，晚上做自己的事，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吗？
蒋明：没有，我觉得蛮够用的，因为我不习惯把工作上的事留到下班的时候做，一般都可以很快处理完。只要你自己会去做合理的、科学化的分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在娱乐周刊的工作对于你本身喜欢的文字和音乐，是会有伤害还是互相补益呢？
蒋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娱乐八卦是肤浅的、表面化、速食的东西，跟我现在做的民谣音乐，这种能沉淀下来的东西是相反的。但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两者其实都是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现象，八卦反映的也是社会一个层面，一种现实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多时候反而能给我启发，让我把很多这个行业里发生的事情，所思所想，转移到音乐的描述上。
东方早报：现在还会经常写乐评吗？
蒋明：我做音乐之后就很少写，基本上是封笔了。
东方早报：《再见北方》会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比如《我们》里的手风琴元素带来俄罗斯民谣的味道，到了《罔极寺》的《啊朋友再见》也是这样的感觉。你自己在音乐上的喜好是不是一直很固定？
蒋明：其实是非常繁杂的，包括古典、爵士，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外的原生态音乐，流行音乐的各个层面。
我对民谣的特别喜好可能是来自于我们那个年代特定的记忆，以及一路走来接触到的很多其他的民谣歌手对我的影响。
在做《我们》的时候，这首3/4拍歌曲中的俄罗斯风格，并没有特别定下来。只是我作为词曲作者，以及我的制作人，都觉得这首歌就应该顺理成章地这么编，这么唱。如果你听惯了一种音乐，它在你心里会扎下根来。
《啊朋友再见》我从小听着长大，到现在也觉得它还有现实的意义。那个年代的很多伟大的、光荣的、可以上升到理想高度的事情，到了现在的社会就变成非常古怪滑稽的东西。
东方早报：《罔极寺》的音乐都是这几年写的吧。在这个年纪想到贾宏声，或者《赶路》里顾城的诗，是不是会思考死亡？
蒋明：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处于中年状态了，难免会看到一些身边的朋友，或者长辈，陆陆续续地离开这个世界，而且和我同年代的一些小说家、诗人，都会讨论这样的题材，这些让我去思考。
我在《赶路》和《苏州河》里都提到了关于死亡和告别的想象，引入了我自己对（这些事物）理论性的定位。《赶路》里说“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这就是我对于生命、死亡的一种理解。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稍做休息的一个生命，每个人对于整个宇宙都像非常微小的蜉蝣。可能你对自身的死亡会看得很大，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或者上升到哲学角度的思考来说，死亡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我在《罔极寺》里面就是想表现这种心态，希望听到的人不要因为挫折、死亡等，表现出颓废的状态，这都是人生的无常，尤其是死亡，这是与生俱来的。在我的第三张里面，我还希望能更加深入、详细地阐述这方面的领悟。
东方早报：已经在准备第三张专辑了吗？
蒋明：第三张专辑里的歌曲已经全部写完了，但是还不太知道该怎么说第三张，因为是更深层次的对生命的感悟，还需要用自身的时间去消化。
东方早报：从《再见北方》到《罔极寺》，两张专辑的气质挺不一样的。第一张明确，第二张更多意象也更碎。做专辑之前你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吗？还是像写日记一样一首一首写下来，然后集成一张？
蒋明：第一张专辑集合的是我十几年前的作品，制作人在挑这张作品的时候，有两个概念，其一是向“民歌三十年”致敬，其二是做一张最简单、纯粹的专辑。
关于第二张，我并不觉得它的意象更碎，因为它是我这两三年对生命的总结。对我来说，《罔极寺》是表达内心展望、突破年龄界限的歌曲。
东方早报：可以用一句或两句话来概括这两张专辑吗？
蒋明：从创作角度来讲，《再见北方》是一个前传，是少年欲闯荡江湖，懵懂无知的状态；《罔极寺》是经过了漫长的旅途之后，在人生的转折点上回望，停下来歇息的状态。
东方早报：从听音乐评别人的音乐到把自己的音乐送进录音棚变成专辑，中间的过程会觉得困难吗？
蒋明：第一张挺困难的，因为还处于摸索状态。我和制作人想要达成的民谣表达方式，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体现过了。到《罔极寺》就顺了很多。
我想可能制作每一张新专辑的困难主要并不是来自技术，而在于沟通方面。要让制作、编曲、乐队的演出跟你达成一致，这不太容易。
“看淡相逢，你最终能保全的只有你自己”
东方早报：你音乐里的古典世界是个人内心世界的一个面相，还是想要坚守的全部？
蒋明：基本上是一个面相吧。我觉得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很多很多的坚守和坚持都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但不可能脱离开现实来说。除了内心世界的安顿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现实的世界需要你去协调。
东方早报：你的音乐基调挺荒凉的，是回忆本身的感觉是这样，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蒋明：我的深层次意识里应该是个悲观的人，所以我的音乐里面透露出很多苍凉的东西。
每个人的回忆本身并不是荒凉而是温暖的，只不过这种温暖嫁接在时间里，就会产生悲伤的基调。所以写这方面的歌，悲伤的情绪会蔓延出来。但是这两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更多地尝试表达更开阔的意境吧。
东方早报：听一张专辑，很容易最后在脑子里就留下一句句子。你对自己的两张专辑会不会也有印象最深刻的“题眼”？
蒋明：《啊朋友再见》里面这句“如果我在生活中牺牲，你一定要把我埋葬”是回响比较多的，还有《遮浪镇纪事》里面的副歌部分。
如果是让我印象深刻，又能作为“题眼”的，我想应该是让我至今仍然在消化的一些哲理性的句子。如果一句歌词让一个人印象很深，那应该是跟他的生活有某种连带关系，因此产生了共鸣。
东方早报：你唱了很多关于爱情的歌，想听听你对爱情的理解。
蒋明：我觉得爱情是非常古怪的，它就跟病一样。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爱情有“伟大”的色彩，表现出欲生欲死的姿态，甚至是更疯狂的一种态度。我觉得，爱应该是相对冷静的，是抛去欲念的。
可能会有某个人体现出来的某个瞬间，让我觉得她特别可爱。但是在爱情上，我不可能再去一见钟情，或者很疯狂。相濡以沫的，淡淡的，有距离的，甚至不去干扰对方生活的，我觉得才算是爱吧。爱情的形式有很多种。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种挂记。我反而觉得天天腻在一起是最表象、最让人不放心的一种。
东方早报：能结合你的某一首歌来谈吗？
蒋明：比如说《沉香亭》这首歌，写的是我认为很伟大的爱情故事（关于唐明皇和杨贵妃）。但是这个“伟大”，不在于歌中的人当初是如何在一起，而是生活在这个故事里的人，终于能在历史、命运、无数的道理当中，明白爱情真的就像一个传说。
你最终能保全的只能是你自己。就像里面最后一句唱的，“沉香亭北倚栏杆，这一场相逢要看得淡，不然年年牡丹我年年想，我种丝瓜它不长长。”
东方早报：从《再见北方》到《罔极寺》，是一次从离乡到回乡的旅途吗？如果不用工作也有足够的收入生活养家，你愿意回西安还是继续留在广州？
蒋明：从歌曲的角度来说，可以大致地理解为是一次回归。把我在做的第三张专辑加进来，就可以把它们统称为“故乡的三部曲”，因为它们都是在描述我对少年时北方，以及旅途中各种故事的感悟。
我觉得“回”是一种必然。人生到了一定阶段，他必然抛弃青春时期很多疯狂的想法，回归平淡。
我觉得我要“回”的“故乡”不一定是实体。我不一定回西安，可能会去到杭州，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一种精神方面的归宿，可能跟某一个地标没有太大关系。
东方早报：你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过，大意是有了一定年纪写歌才会比较好。现在依然是这么认为吗？
蒋明：对，这是毫无疑问的，除非你是天才，不然必须要经过人世间的锻炼，和各种经验的栽培，否则你写出来的歌是空洞无趣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急急忙忙写歌，现在看着都觉得惨不忍睹，觉得怎么这么空呢？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才会对社会、对人情世故、对内心有个清晰的了解，这个时候你才能去创作，这时候你才能去告诉别人真正的道理，不然可能会误导别人。
东方早报：现在觉得自己到了成熟、适宜的年纪了吗？
蒋明：我觉得我还在摸索。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告诉大家了，但是成不成熟，也许还是比较两说的境地吧。
东方早报：你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阅读品位是怎样的？
蒋明：我看书跟听音乐一样特别杂，各种中文小说、诗集，关于禅学的、道学的、儒家的，还读一些轻松的小说，比如《鬼吹灯》这样的，还有一些猎奇类的。这几年，我更倾向于看一些理论方面的书。这几天正在看的是林谷芳的作品。
我不读的有两类书。一类是网络小说，像现在年轻人喜欢的穿越小说。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小说，要给你提供想象的空间，提供养分，这是最起码的标准。还有一类是翻译小说，因为我对文字的美感特别敏感。就我之前曾尝试阅读的翻译作品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被翻译过来之后，总觉得磕磕巴巴的，隔着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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