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全球最著名的指挥大师大概是奥地利人赫伯特·冯·卡拉扬。卡拉扬飞得如此高，方向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自己好像就是一家航空公司；他同时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萨尔茨堡音乐节的掌门人，也是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和伦敦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有个广为人知的笑话，卡拉扬钻进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他回答：“无所谓。我在任何地方都有事要办。”
卡拉扬执掌柏林爱乐的三十多年中，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棒下流出的音响辉煌灿烂，无可挑剔。那拥有锦缎般华美音效的弦乐、奇妙的木管、壮丽的铜管，一同构成了传奇的“卡拉扬之声”。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到世界各地巡演，录制了无数唱片，醉心于自己创制的音乐王国。卡拉扬的唱片都在均准线之上，这毋庸置疑，不过单就某部作品而言，他的诠释很少会成为专业人士的首选。
卡拉扬的“完美主义者”称号不是白得来的，在与乐团的排练以及演出中，他要求的是“一种精确的控制和无可置疑的权威”。而这种控制走向极端，就会遭到世人的非议——“独裁者”；也有人说：“卡拉扬之声美得令人窒息，但是缺乏灵魂”；痛恨卡拉扬的人说他的音乐好比麦当劳，吃多了会味觉麻木。
哈罗尔德·勋伯格在《伟大指挥家》中写到1955年卡拉扬带柏林爱乐去纽约演出时，评论家们早已准备好弹药，打算对他的音色和舞台表现进行一番猛攻，结果他们看到了一位姿势严谨内敛、诠释完全客观的指挥。“他的特点就是像机器一样精准有效。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控制力，但是他有多少诗意和想象力则值得商榷。他是一位直译派，最佳时刻可以表达出令人激动的热情，最不济时也可以代表一种沉闷的冷淡的完美。客观性的指控一直伴随着卡拉扬，一位德国评论家在描述卡拉扬的光辉时这样写道：‘他有一尊完美冰雕的那种亮晶晶的半透明感。’”
卡拉扬的指挥棒
在指挥棒没有进入音乐舞台之前，乐团通常由小提琴首席用琴弓领奏示意，或者配一位钢琴手边指挥边伴奏。十九世纪初，小提琴家施波尔将指挥棒推广到了全欧洲。有了指挥棒之后，指挥如虎添翼，乐团配合的混乱状况大大缓和，乐手们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作品的结构和表达的细腻程度这些艺术问题上来。指挥本身也逐渐从小提琴首席或钢琴伴奏的角色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行当，乐队的统帅，音乐灵魂的诠释者。
卡拉扬对于指挥棒技巧没有太多言论，他曾说：“我对指挥棒的技术没什么理论。是指挥棒还是一支铅笔，没什么差别。就算把我的手腕绑起来，乐团也能感受到节拍。我告诉我的学生们：‘你们必须先感受速度和节奏，然后乐队才会感受到。’至于什么画图示范，我不信那一套。”内在的节奏——也就是心理节奏，要比通过手臂或肢体动作传达的节奏更为重要。手臂或身体仅仅是载体。卡拉扬如同所有大指挥家一样，都有这种内在节奏，微妙而节制。到了晚年，他指挥时甚至闭上眼睛，动作微乎其微，任由乐团在多年的训练有素中自由发挥。
像历史上的许多指挥大师一样，卡拉扬的指挥棒是特别定制的。德国著名乐器公司Arnold Stolzel曾推出“卡拉扬”模型的指挥棒，山毛榉木的棒身，软木握柄，长39厘米，重6克。与历史上那些华丽丽的指挥大师比，这真是质朴楷模。无人能敌的炫技大师路易·安托万·朱利安（Louis Antoine Jullien）有一根珠光宝气的指挥棒，22英寸长，枫木质地，雕着金色圆环，两条烫金大蛇缠绕其间，蛇头上还各镶一块钻石。这耀眼的音乐权杖上还有一个大金环，底座是七颗钻石，簇拥着一块大宝石。
据说指挥家们还有互赠指挥棒的习惯。柏辽兹与门德尔松在莱比锡相遇，前者问后者要一根指挥棒作为纪念，门德尔松殷勤地说：“一定送到。我可以要求您的指挥棒作交换吗？”柏辽兹更为殷勤：“那真是以铜易金了，自当从命。”柏辽兹的指挥棒是一根椴木短棍，上面还留有树皮，粗陋不堪。而门德尔松的指挥棒第二天送到，明显柏辽兹占了大便宜。门德尔松的指挥棒一如他本人的优雅，轻巧的鲸鱼骨质地，包着白色的真皮，以呼应他平日佩戴的白手套。
卡拉扬大概不会欣赏这种风雅习俗。事实上，他更喜欢牢牢握住手中的权力，好像雄狮绝不会容忍其他猛兽出现在自己的地盘。
卡拉扬的脾气
在传奇指挥富特文格勒的时代，卡拉扬因为当过纳粹的“海报男孩”而被雪藏；富氏死后，卡拉扬终于如愿以偿入主柏林爱乐乐团。他将对富特文格勒的积怨都发泄在富氏提拔的指挥切利比达克身上。在富氏被盟军调查期间，切利比达克代替他训练柏林爱乐，可谓兢兢业业，他规定每场音乐会之前必须排练十次以上。也许正是这种严格要求，使得乐队成员叫苦不迭，而最终让首席指挥的桂冠落在卡拉扬头上。之后，卡拉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封杀切利比达克，不许他踏入柏林爱乐半步。之后二十多年间，切利比达克一直在欧洲大大小小的交响乐团间颠沛流离。除了对待切利的极端案例，卡拉扬也极少邀请同行来柏林爱乐担任客座指挥，分享指挥棒这件事，非他所长。
晚年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的隔膜从何时开始大约已经无法求证了，但是交恶的导火线很清楚。卡拉扬在听了女单簧管手莎宾·梅耶的演奏后大为赞赏，希望聘请她进入柏林爱乐。但这个提议被乐队成员投票否决了，卡拉扬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质疑，于是冲突愈演愈烈，直到梅耶自动放弃才算告一段落。
卡拉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强迫症似的要控制、要超越、要统帅——无论是在指挥台上、开赛车、开飞机还是滑雪道上（据说他是欧洲最好的业余滑雪者）。但他所到之处也伴随着争议，他断绝关系的速度几乎跟他建立关系的速度一样快。1956年他入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1962年辞职，第二年再次加入，与沃尔特·埃利希·谢弗共同担任总监，1964年五月又在盛怒爆发和国际媒体的大幅报道中再次辞职。卡拉扬的费用奇高，也很难相处。他像马勒一样，要求对一场演出进行全方位控制——舞台道具、表演、装饰、音乐等等。但据说他又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管理者，常常引起对抗情绪。表面上看，卡拉扬在维也纳歌剧院的第二次斗争起于他任用的一个意大利提词员。那场争论听上去很傻，但关乎权威问题，最后把国会也扯了进来，社会党成员控诉卡拉扬在用一种绝对君主独裁的方式管理歌剧院。提词员没有得到全体通过，卡拉扬却仍然坚持让他工作。于是当提词员在一场演出中露面时，舞台管理人员罢工示威，幕布垂了下来。卡拉扬在盛怒中辞职，赌咒说自己受够了，“当员工们变得不可一世、随心所欲时，真正的艺术也就死了。我绝不会再踏进维也纳歌剧院半步。”
卡拉扬的理想之爱
卡拉扬面容坚毅冷峻，并不是那种招蜂惹蝶的大众情人。但他也结过三次婚，仰慕者众多。他的美国传记作者曾写过一段逸事，一位富豪的绝色情人回到宾馆房间，发现卡拉扬在她的床上。他很快起身离去。“他并不想和她做爱。他说他能洞悉她的灵魂。她是一个浪漫的理想。”
卡拉扬的这种对理想之爱的追求在一批情书中有所表达。他去世不到一年，苏富比就以七千美元拍卖了这批情书。他在信中表达了对《Vogue》记者玛丽·罗布丽（Mary Roblee）的爱慕之情，玛丽曾在他的美国巡演期间采访过他，当时他还与第二任妻子在一起。他说在卡内基大厅的那场音乐会“只为我亲爱的玛丽”而演。若是她听他的唱片，他便觉得像奥林匹斯之神与仙女会面。他们曾多次单独相处，但卡拉扬从未在信中表达出一丝一毫的肉欲之情。
他的周围有许多同志，以常年秘书安德烈·冯·马托尼为首。卡拉扬的合作伙伴都承认他身上有非常强的同志气质，“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他。”他十分沉迷于个人形象，控制每一次拍摄的细节。即便在舞台下他的着装也无可挑剔，双手的皮肤干净到近乎透明。
洗尽情欲的理想之美，也正是他在音乐中所追求的境界。崇拜他的人因其完美，不喜他的人因其冰冷。卡拉扬的争议性，并没有随着他的逝去而消解，而成了永恒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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