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面由心生。如果问一位音乐爱好者对于海顿的印象，恐怕绝大多数被问及者脑海中浮起的是那个头戴扑粉假发、身穿整齐考究的镶花边的服装、面露谦和而略有些呆板的微笑老者，由此而联想起他那“自信而又信任他人，宁静而又虔诚，一生无所顾虑”的性格和做派，你会觉得无比自然而又难以置信。尤其是当你看惯了少年莫扎特神采飞扬、天才洋溢的发舒和中年贝多芬紧密双唇、面带怒意的严厉之后，便愈发感到这位被沃尔夫冈唤作“爸爸”、被路德维希尊为恩师的“普通人”的神奇之处：这个像仆人一般渡过大半生、后来又被整个欧洲奉为大师的波希米亚农夫的儿子公认并非神童，也从不自命为先知，但却以一种看似平庸的呢喃般的渐进与坚持，将一种朴素而智慧的博大精神保持终身，并在他生命的最后臻于完善，焕发出无比夺目而无可置疑的光华。对于一颗平常心而言，莫扎特这样的天才难以理解，贝多芬式的先知无法接近，那么海顿的音乐却毫无壁垒，尽可直指襟怀，妙趣自真，浑朴畅然。
在埃斯特哈奇庄园渡过了三十年卑微而愉快的乐长生涯之后，约瑟夫·海顿的喃喃自语终于吸引了整个世界的听觉。当1790年尼古拉亲王薨逝，继位的新主人使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之际，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发现世道沧桑，已然和他年轻时大不相同了。早在前一年，巴黎爆发的革命激荡了半个欧洲，旧的秩序——18世纪的理想在枪声和烈火中遥遥欲坠；而音乐出版社兴旺发达，公共音乐会方兴未艾，使得音乐家的生存环境也和海顿刚出道时判然两样了（和他恩若父子的莫扎特早在十年前就离开萨尔茨堡宫廷，去维也纳闯荡了）：受人欢迎的作曲家即便没有赞助人也能靠布尔乔亚阶层的需求风光地生活。
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和法国王室的关系，维也纳此时并不太平；而此地的中产阶层为数太少，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公共音乐会。正在海顿踌躇之时，一位名叫萨洛蒙的乐队指挥兼经纪人从科隆赶来拜访，极力邀请大师前往此时欧洲音乐生活最为活跃、而受法国革命影响最小的城市——伦敦（我们从当时著名音乐评论家查尔斯·伯尼的纪录可以得知）。虽然从未去过英国，莫扎特也担心年迈的海顿爸爸难以适应异国生活，但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等人在卡莱尔大厅成功的先例和萨洛蒙开出的总计1200英镑的优厚代价（甚至为此预付了一大笔定金）仍然鼓舞海顿下定决心，毅然跨海远征。
1791年元旦，当海顿首次踏上这异国乡土时，他看到的是一派令人激动的繁荣而忙乱的景象。本月8日，他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到：“我的到来激起了巨大的轰动，接连三天各家报纸刊登有关我的消息。人人都想认识我。至此为止，我得不得不在外面吃了六餐饭，倘若我愿意，我可以每天外出就餐……”除却抱怨这里物价“出奇得贵”和“老百姓叫买货物的声音不堪忍受外”，伦敦人的热情以及公众音乐会的新鲜感着实让海顿着迷。3月11日在汉诺威广场大厅的首演使“听众如此欣喜若狂，以至于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都被要求重新演奏一次”，虽然海顿的谦虚秉性没有接受将终乐章也重奏一次的要求，但这种和之前为某个贵族保护人演出完全不同的亲切场面确实让他难以忘怀。1791年3月-1795年8月留居英国期间（除去1792年6月-1794年2月返回维也纳修养），无疑是海顿有生以来最为得意和最具成就感的岁月。他结识了伦敦上流社会的众多达官显贵，甚至还和一位“美丽而迷人”（用他自己的话）的寡妇谱写了恋曲（作曲家后来将一组钢琴三重奏题献给她，他们的情书保存至今），并最后获得来相当于他在埃斯特哈齐宫廷服务二十年的薪水的报偿。两次伦敦之行无疑是迄今海顿事业的最高点，也激发起了他生命中第二次创作高潮，为这个给他荣誉、名声和金钱的现代城市留下了大批传世佳作。
在包括大量管弦乐、室内乐、钢琴作品和舞台音乐在内的伦敦作品中，音乐史上最为重要和最能反映海顿晚期风格与精神境界的当属各6首的两组“伦敦交响曲”（也称“萨洛蒙交响曲”）。这之中有海顿交响曲最脍炙人口的篇章，有的被冠以有趣的别名（诸如“奇迹”、“惊愕”、“鼓声”、“时钟”等等），让人误以为是“标题音乐”。事实上，这12首作品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主义交响曲，在结构上遵循着海顿所确立的四乐章形式和奏鸣套曲的框架，在表情上则仍是“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古典美学意境；只是炉火纯青的手法、取精用弘的艺匠和深邃微妙的内涵已远超其早年的习作，更远在同龄人企及之上，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朴实无华的美意。这12首交响曲又以第104首《D大调交响曲》（别称“伦敦”）最有代表性，作为交响曲之父的收官之作，《伦敦交响曲》“似乎是在一块阔大的画布上为海顿的交响曲风格做了总结”。如果你逐一听过海顿的一百余部交响曲，那么应当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这最后的杰作；倘若你从未有过这方面的体验，那么当以聆听此曲为进入古典交响曲大门的开始。
第一乐章可算是大师晚年最挥洒自如的范例之一。缓慢、庄严的引子透着肃穆而恢宏的意味，竟散发出海顿作品少有的忧郁而感伤的史诗气概；三段式的布局规则有致，隐然是一个再现性的三部结构。随后的快板主题和海顿中期以后的交响曲通用模式相同，刚健有力、欢快热烈，气韵明晰而清澈。第二主题的性格独立性不强，而是融合了第一主题的某些素材，将后者加以映衬，辅以调性和声的细微变化，宛若浑然一体的锦绣画幅。海顿交响曲的发展部向来规模不大、短小精悍，而在1790年代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对于奏鸣曲式发展部规模的控制实在可以说是对古典主义形式和美学观念的一种坚持。但短小不等于平淡，在这里有海顿交响曲中最为精致凝练的手法和艺匠，素材精审、表情活泼有力而不失节度，在令人略感惊异的爆发之中渲染着轻快而典雅的戏剧感。再现部回归主调，简洁得宜而不做惊人之态。
交响曲的慢乐章特别使人感动，这里有一股深沉的惜别之情，仿佛作曲家预感到这是自己伟大的交响曲宝藏最后的归宿。昔日的清新淡雅和富于民歌风的抒情性被一种不动声色的深邃含蓄悄然置换。轻巧的步履般的乐句不时在自问式的悸动中被延展为悠长的叹息；在中部，对力度的控制不像在《“惊愕”交响曲》中那样追求表面效果，而是伴随着不可遏制的内心的冲动展现着喷薄欲出气势。再现部后平静的尾声有着水静流深的旷达意境。
小步舞曲的节拍似乎在隐约回忆海顿的故乡——波希米亚的民间生活（这在他之前的作品中不时出现），并在定音鼓敲击出的有力的坚强中得到强调与印证。三声中部纤巧而充满流动性，与其后从头反复的第一部分达成自然而完满的平衡。
终乐章本是海顿对交响曲形式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率先将规模宏大而严谨的奏鸣回旋曲式作为第四乐章的基本结构，从而与其他部分相抗衡，使奏鸣套曲首尾呼应，完整一致。在这个最后的终曲里，老海顿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构筑其气象万千的繁华境界。无比轻松自如的笑谑和极其深刻凝练的情感被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在极为完美地古典形式中得到极致地展示：这似乎只有海顿才能做到。十八世纪的时代精神生动形象地在这首最后的交响曲中作了告别式的呈现，这种精神是十九世纪难以理解、不可复制而在某种意义上无法超越的。
据说在牛津大学授予他音乐博士称号之后，英王乔治三世曾对他说：“海顿博士，你的作品可真多。”而海顿的回答还是一如既往的平和而有分寸：“是的，陛下，是过多了一点，并不太好。”只此一点可以看出海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恬淡本性。我们大约还记得莫扎特对于约瑟夫二世皇帝评论自己歌剧音太多时的回答，以及贝多芬对李奇诺夫斯基亲王所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之类的傲语，也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前者在维也纳落得葬地不名的下场，而后者始终不为海顿所喜的缘由了。有道是“乐如其人”，莫扎特的《G小调交响曲》中透着天才零落凡间的谪仙之叹的、深入肺腑的动人忧郁；贝多芬的第三“英雄”籍着歌颂波拿巴，把自己那一代人的梦想和热力化作强毅庄严的宣示。而海顿，这位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和18世纪的儿子，在他的伦敦之行的华彩——《D大调交响曲》中却诉说着一种看似凡庸平淡、实则意象深远的晚境。对漫长人生的感悟、对时代纷纭的静观、对艺术品质的追寻，都在精炼、严谨、匀称的音响造物中默然而真切地显现了。
曾几何时，海顿并不以为自己的交响曲有多么值得重视，甚至认为它们的价值远不如那些现今已几乎被遗忘的歌剧和宗教音乐。在创作中期那些享有盛名的交响曲时，他只是无意识地去采用这种从萨马尔蒂尼、威廉·弗里德曼·巴赫和曼海姆音乐家那里学来的脱胎于意大利歌剧序曲的器乐形式去愉悦他的贵族主人，或是描写平凡和充满人情味的日常生活。而当他发现自己被称为交响曲之父时，这种被他亲手培育的品种已经结满了丰硕的果实。以《D大调交响曲》作结的伦敦交响曲是他暮年惨淡经营的杰作，亦是他对自己漫长的交响曲创作道路的真实回顾。
“高原而非尖峰”，维特根斯坦对门德尔松的这句定评似乎更适用于海顿。对于现代人而言，海顿的最大魅力也许正在于他平常人的个性与经历。毕竟，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以及受其影响的世界，已将自我、个性、有意识的创新视作理所应当的标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面对自视优越而自命不凡的当代作曲家，聆听其振聋发聩、高深莫测的作品之后又相顾茫然。当纷繁复杂的世象让人难以捕捉时，海顿的音乐犹如娓娓道来的清流，将明确无误但又意蕴无穷的意象注入我们敏感而猜测的心田。尤其是他的晚年交响曲，宛如一帧帧馥郁甘美的金色风景，个中微妙而宁静的圆熟隐隐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颇似秋后艳阳在黄昏之际朗照，给人和煦而温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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