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南方周末》刊载文章《金色大厅送票难 》[作者:曾鸣 藏瑾 ] ：“维也纳‘金色大厅’在中国的形象总在两个极端剧烈摇摆，一边是高雅的‘音乐圣殿’，一边被人指责为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大厅’……一位国内当红明星在金色大厅演出，使馆朋友抱怨说，使馆下死任务，每人必须保证送出多少张票，而且要确保奥地利人来，不要华侨，这样可以保证电视录像效果！……他们可能不在乎这几万块钱，但这种行为非常的不理性，这跟中国人到国外买奢侈品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关于去维也纳金色大厅“镀金”的争议由来已有多年，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早已不是么“内幕”，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还是争先恐后的要去。经常有人说我们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的民族，其实自唐宋以后，历史上看似为了争“面子”的事情，其实都会有很实际的利益纠葛在里面。在如今这样高度市场化、货币化的时代，很少有人仅仅是为了“过把瘾”远渡重洋一掷千金在金色大厅办音乐会。区别只是，有的个人和团体“镀金”的目的非常明确、一目了然，有的则看似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其实是为了长远计划做铺垫。
中国人在国外买奢侈品，有的是自用，有的是为了送人。在国内高档奢侈品是一种身份标识，可以借此获得某一圈子的接纳和类似VIP的特权。国人习惯并善于从住宅、座驾、穿戴、服饰等等方面估算出一个人的“身价”，再根据这个身价决定自己和这个人交往的必要性和方式。在欧美国家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存在，但似乎没有国内如此普遍。在成熟的社会文化中，“身价”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个人的气质与谈吐中，而非外在的物质包装。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具备观察“气质”的经验，也没有鉴别“谈吐”的知识，则只能从背什么包、穿什么鞋、开什么车这些没有识别门槛的方面来判断一个人的“地位”了。至于买奢侈品送人，在一个崇尚“礼尚往来”的国家中很容易理解，但是送什么人、送的奢侈品价值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轻易变现，这里面的学问和特色就复杂了。
去金色大厅“镀金”，有时候并不是为了回来向业内人士显摆，甚至有些还“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在国内现行体制下，对音乐家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直属领导的“重视”与否。如果领导是同行，或者是内行，去不去金色大厅则完全无所谓。但如果是领导是外行，甚至从未受过任何音乐艺术教育，那么“曾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个人音乐会，取得‘广泛轰动’‘载誉回国’‘征服观众’‘走向世界’‘巨大胜利’‘扬我国威’”等等标签，在填表和上交材料的时候就真的“管用”了。当音乐家的水平没有办法向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解释清楚的时候，“奢侈品”的华丽包装则是最直接，也最便于理解的展示方式。当音乐家身处缺乏艺术音乐鉴赏力、不屑于“崇洋”却习惯“媚外”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可以沟通的“语言”来展示自己的艺术实力，又想获得足够的艺术地位和社会认可，“镀金”其实是最省时、直接，从长远看其实也是相对省钱的“上进”方式。
《金色大厅送票难 》[作者:曾鸣 藏瑾 ] 一文还提到：“一桩生意而已……奥地利一位曾在旅行社工作的华人透露，他们在今年7月接到了世界和平音乐节的外包订单，‘演出方弄了1300多个小孩过来，发的证书一模一样，很多参赛方非常不满。’该华人表示，仅这一单生意，团费总额就高达3000多万。由于有金色大厅的名号，利润高达40%，比做一般的旅行团高出更多。”既然是生意，只要合法就无可厚非。但能够“玩儿得转”如此复杂和“高规格”的生意，应该也不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可以搞定的。就像能够劳烦使馆“下死任务”，应该也不是普通的音乐家能够“劳驾”的。这其中的学问和特色就更复杂了。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特别是看似不合理的事情，能够长期存在，甚至在广泛非议中愈演愈烈，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的。质疑和指责现象很容易，可能也大快人心，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但有时又是必须视而不见的。这是真正令人对媒体失望与不满之处，也是真正令媒体无奈与无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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