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记得那天上海电闪雷鸣，下着倾盆大雨，我的老师还专门找来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比赛现场。老师为我做了最后的指点，钢琴师为我定调、调音，那场比赛拉的是《二泉映月》，老师一再叮嘱我说，那不是风花雪月的作品，要体现阿炳的真情实感。”提及50年前参加比赛的情景，临近古稀之年的闵惠芬老师仍然记忆犹新。
在1963年的第四届“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中，闵惠芬年仅十八，是整个比赛队伍当中最小的一名。但她却在当时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先生和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以一曲《二泉映月》征服了评委，荣获一等奖。从此，她的名字与中国二胡音乐史紧密联系在一起。2013年是闵惠芬老师获奖50周年，为此，作为2013年“上海之春”的重点演出，上海民族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了一场题为“一江春水”的音乐会，68岁的闵慧芬亲登舞台，演奏了《逍遥津》和《洪湖主题随想》两首代表作，以其特有的舞台魅力征服了现场观众。
闵惠芬：“上海之春”委员会、文联、上海音协以及我们乐团很早就跟我讲了，要用这个题目让上海民族乐团一些优秀的演员来展现一下。这次的演员是由我和团长商量策划选出的，是一些由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上海本地演员。因为长久以来，北京以及许多外地的活动都极力让本地区的演员亮相，而我们上海很少有这个机会。因此我极力要把我们上海这些年来(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在世界各地著名的民族乐团已经成为台柱的演员请回来，所以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演员阵容是非常特别的。同时，范围也很宽广，有来自于加拿大、新加坡、台湾、香港、北京、重庆、杭州等地，还有我们上海本地的四五个演员，阵容很特别。他们的演奏都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比我自己获奖还要高兴。
记者：如今有许多新型的民乐表演方式兴起，对于这些“新民乐”您怎么看？民乐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这样的创新是否会带来一些问题？
闵惠芬：关于这个问题，我更想谈谈我的希望。我希望我们二胡的艺术不断地发展，但是怎样发展，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让群众喜闻乐见，要代表先进的文化，不能满足于现在的状态娱乐。我们是应该有娱乐的节目，老百姓需要欢笑。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品位的艺术，那么就是非常遗憾的。我想我们每一个只要有一定文化和见解的人都会想到这一点，如果老是热热闹闹，嘻嘻哈哈，没有严肃的题材，没有代表我们中华民族最高的艺术的水平和境界，我们这些人是要受到谴责的。我们日日夜夜所想的都是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有更高水平的作品诞生，但这种高水平又不能让群众看不懂，脱离群众。
作为演员，我每天都要面对舞台，每天都要面对观众，假如观众不喜欢我，那么我的创作就是不成功的。我做的事就是既要挖掘我们的民族传统，又要创新开拓。但是，不管怎么创新开拓，我的音乐一定要受群众的喜爱。希望我们年轻的音乐家们也要有这样的抱负，千万不要弄了半天，观众听不懂。
记者：“二胡”、“古筝”等作为中国传统乐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加入了学习的行列，逐渐成为一种风潮。对于当代少年儿童民乐教育，您有何看法？
闵惠芬：学音乐这件事首先是要培养兴趣，而且要通过学习音乐来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素质，并非是一定要成为音乐家。能成为音乐家，吃专业饭的人不多。所以，作为家长或是现在的老师来讲，主要是要引起孩子对于音乐的热爱。如果学的是民族乐器，更加需要让他们意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倒不一定需要演奏得多高深，参加比赛、评奖或是考取音乐学院，毕竟能考取音乐学院只是少数。但是从小总要懂一点中国民族乐器的名称，乐器起码要认识，中国最优秀的经典作品，例如《二泉映月》、《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等都应该知道。
记者：对于中国民乐的未来发展，您有何展望？
闵惠芬：我认为，首先民乐作品要为人民喜闻乐见，其次民乐要走向世界。我觉得，要更多地想为我们自己的同胞服务。而不是说到外国去演就是光荣的，在山沟沟演就是不光荣的。在我的演艺生涯中，我几乎什么地方都到过，让我记忆特别深的是当年在矿井的演出，那里的矿工都不能进城看节目，只能在矿井口铺一块红地毯作为舞台。当时那里是由甘肃兰州的敦煌艺术剧院进行演出，我参加了那次演出，我们分成若干个小分队，在大约是四个矿井进行演出，当时我坐在汽车上，汽车绕着山转，来到一个矿井口，我拉好五六个曲子，整个小分队演奏完毕就又上汽车，去另一个矿井。像这一类的演出经历都是我非常美好的回忆。渔船上的小学、部队、赈灾地区等等，有条件我要去，没条件我也要去。有一次，我主动提出到甘肃最干旱的地方看看，我要去慰问一下那里的乡亲，那里缺水缺得非常厉害，想尽一切办法改造水利，那次是到了山顶为山民演奏。
中国民乐在解放前就已经走向国际了，到外国去转一圈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出国去演奏仅仅是一种方式，主要是你到了外国以后演什么。我觉得到了外国，就应该介绍我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民族音乐或是中国艺术方面的贡献，让国外的不同肤色的人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民族。艺术界的领导应该努力创造机会展示我们优秀的演员和作品，让世界人民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艺术上的境界。
“文革”结束不久，民乐乃至各种艺术均处于低谷期，那时候我就已开始做大量的民乐普及工作。过去观众层次低，现在形势好得多了，观众都很会欣赏，其中也不乏学乐器的人。虽然当前的民乐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总的来说，已经有了很大改变，我的信心非常足。民乐普及工作应该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要创作出更多深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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