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禁忌在瓦格纳
吴丹 于 2013.05.23 15:43:58 | 源自:第一财经日报 | 版权:转载 | 平均/总评分:10.00/20
被称为瓦格纳专家的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曾经想象过瓦格纳若活在今天的样子,“他肯定很反叛。他也许住在一间隐蔽的别墅里面,或者一个非常豪华的复式公寓里。他可能穿着丝绸内裤——他说过,丝绸内裤是他最喜欢的奢侈品。”这种玩笑从一贯严肃的蒂勒曼口中说出,已经有了轻松解构的意味。

“今天人们谈论起瓦格纳,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满禁忌。”几周前,83岁的指挥家马泽尔携12位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家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起,将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带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老人仍然记得1965年他就任柏林德意志歌剧院音乐总监时的第一个提议:恢复瓦格纳作品在德国的演出。三年后,他成功地将《尼伯龙根的指环》带回柏林德意志歌剧院的舞台。

两年前,以色列室内管弦乐队就已经打破70多年的禁忌开始上演瓦格纳作品。那场音乐会的指挥罗伯特·巴特诺斯特罗是犹太人,他的母亲正是纳粹屠杀的幸存者,但指挥家坚持认为应该把瓦格纳的音乐与世界观分开对待。

在瓦格纳诞生200周年之际,如何定义这位伟人,仍旧是迷雾重重的话题。在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中,关于瓦格纳的阐述是:“瓦格纳以改造西方音乐传统轨道,从而引起极大争议……他的音乐和观点很难用某一派别、主义或风格来简单地加以界定,他的理论与实践、言论和行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思想上也发生过不小的变化,这一切使同代人及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休……”

瓦格纳在生前就饱受争议,对他的两极化评价至今依然存在。但近年在德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不应该只把目光放在瓦格纳与“纳粹”的历史关联上,而应该专注于他的音乐作品。

按马泽尔的观点,“禁忌已经解除,人们更愿意理性地看待瓦格纳,更多地关注他的音乐价值,而不是其他。”

  • 极端命运,极端作品

    1813年出生在德国莱比锡的瓦格纳,幼年父亲去世,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却野心勃勃想成为大音乐家。他一生经历过破产、羞辱、逃难、颠沛流离,也享受过王公贵族对他神一般的追捧和崇拜。

    在巴黎时最贫困的日子,他饥肠辘辘地守在破旧小屋里创作《黎恩济》,“我们已经到贫困的极端,盼望着可以从哪儿弄到五个法郎。”他曾在见到莱茵河时热泪盈眶,“我这个贫穷的艺术家发誓永远忠实于德意志。”他的乌托邦主义和革命热情在脑中聚集,渴望打破权势、法律和财富的桎梏,渴望改变由犹太人的金钱统治的社会。

    19世纪的欧洲在经历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德国哲学革命以及浪漫主义革命之后,处于继续寻求变革的动荡中。曾参与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瓦格纳,用行动证明他的革命狂热,也为此付出了流亡12年的代价。从30岁至40岁的十年间,瓦格纳经历过数次逃亡,正是这些颠沛之苦,让他对人性与命运有着深刻感悟。

    瓦格纳的人生经历、个性与音乐都充满极端的戏剧性。在他的歌剧世界里,充斥着恢弘极端的场景和音效,那些剧情、爱情、命运都像是他个性的写照。瓦格纳所经历的曲折与痛苦,一点一滴形成他的世界观和他的音乐世界。

    瓦格纳的歌剧都是自己创作剧本、谱写歌词、作曲配乐、设计舞台,甚至自己指挥。他最大的梦想是建立一座专门演出自己剧目的剧院,在世界音乐史上,只有他一人实现了。

    仅从题材的选择上,就能看到瓦格纳与其他作曲家的区别。比才的《卡门》以吉卜赛女郎为名,威尔第的《茶花女》以巴黎名妓为名,普契尼一生写作12部歌剧有8部以女人名字来命名。但在瓦格纳的歌剧世界,任何小人物都进入不了他的视野,他的舞台上都是英雄、国王、神灵,而且几乎所有歌剧都以男人为主角。他着迷于欧洲文化历史中极具魅力的诸神,只有神话题材能满足他超越现实、深重庞大的戏剧野心。

    马泽尔说,瓦格纳的音乐是复杂的,他把无边的浪漫、冲动和天马行空的激情都化为音乐,把绘画、诗歌、文学、戏剧与电影的魅力都融合在歌剧舞台上。

    听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尼采说那是“化为声音的激情”,罗曼·罗兰形容“一望无际的灰色行将投入更浓密的黑夜”。痴迷瓦格纳的希特勒,在年轻时曾买了最便宜的站票,站着听了三四十遍《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而《尼伯龙根的指环》据说听了140遍。

    “在歌剧领域,如果没有瓦格纳,我们就没法活下去了。”在北京执导《漂泊的荷兰人》的意大利歌剧导演强卡洛·德·莫纳科说,他曾与瓦格纳的嫡孙以及德国其他的大导演们学习,“瓦格纳是世界上难得的音乐天才。在意大利人发明了歌剧之后,德国人对其进行了改革,瓦格纳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只用两个月就完成了《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是他流亡生涯的写照,有着特别的灵性,非常震撼人心。”

    以救赎获得自由

    “要了解瓦格纳,必须对德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有所了解。”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张国勇认为,国内对瓦格纳的接受程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如果要挑一部作品来理解瓦格纳的音乐魅力,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建议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开始。

    “这部作品最彻底地代表了瓦格纳风格最精粹的方面,他的哲学、思想、音乐风格及其演化都可以在这部戏中显示出来,从这部作品开始,他的风格彻底走向成熟。”杨燕迪说,《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将给人们带来一个高度抽象和神秘主义的体验,“这部戏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充满了炽热的爱情,甚至可以说表达了无穷无尽的欲望、肉欲。”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一部由中世纪传说改编而成的爱情故事,但在瓦格纳戏剧中,这已不仅仅是关乎爱情的简单故事,还传达叔本华的哲学观。1854年秋,一部广泛流传于欧洲文化界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摆在瓦格纳面前,就此,瓦格纳内心久存的思索与困惑得到解答,“我的生活经历把我带到了叔本华的哲学里,只有他完全适合我。在全部接受他的极其正确的理论后,我走到了自己内在性格的终点。同我从前走的道路不同,这条道路同我极度悲伤的心绪完全符合,也同这个世界的本质相符合。”

    “瓦格纳很具有哲学头脑,他一直认真深刻地思索人生命题。在他接触到叔本华之前,就已经显示"人如何通过救赎来获得自由"的戏剧意念。像《罗恩格林》、《漂泊的荷兰人》、《唐豪塞》都是这样,先是有某种诱惑,然后通过对诱惑和世俗的抵御,以及女性或是理念的拯救,最后获得人生的启迪和自由。这是贯穿瓦格纳一生的命题。”杨燕迪认为,叔本华对瓦格纳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试图在歌剧中传达:人如果要获得自由,就要打破无理性的欲望。“《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代表性就在于,瓦格纳从非常个人化的角度重新诠释叔本华的哲学,到最后,人间的爱情走向了弃绝、牺牲和死亡,实际上是对爱情的最后升华,实现最高的神秘理念。”

    “看这部歌剧,我们可以领略音乐戏剧的力量,它能达到话剧无法表达的精神层面。瓦格纳善于把人的情感或心理层面夸大,用一个巨大的放大镜来看那个层面,使得我们对人生有重新的认识。看他的歌剧不是娱乐,而是一次洗礼,使你的精神上升,去一个你从未去过的地方。”杨燕迪曾见到一种说法,瓦格纳希望自己把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糅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瓦格纳真的做到了。贝多芬的动机发展的乐队技术被他融入到歌剧中,被他继承、深化。此外他又借用了莎士比亚对人生重大命题的关怀。人类文化两位巨匠的精髓,被瓦格纳结合到了一起。”

    关于瓦格纳,他的反犹主义、暴戾粗鲁、骄纵跋扈、思想的复杂多变,甚至在两性关系上的无道德感,向来是人们谈论他时不可避免的批判焦点。

    “瓦格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人。但从另外的角度讲,在对待艺术上,他一直非常理想主义。他从来不会在艺术上说谎,或者说在艺术上做一些他内心完全不相信的事情。”杨燕迪认为,从艺术上来衡量,瓦格纳是当之无愧的歌剧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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