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年在电影院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外国电影有四部：《环形使者》、《普罗米修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云图》。它们并非都是完美的电影，有的甚至难称“好电影”，但比起龙年的“国产大片”，至少在走出电影院时，不会有被愚弄、强暴的感觉。其实若论导演水平、演员演技，国内外并无巨大差距，但之所以进口大片哪怕像《敢死队2》那么二的纯娱乐片看完，也不会像看完《太极》那样想撞墙骂娘，根结在于编剧的水平。欧美大投资的电影，无论是纯娱乐还是偏艺术，编剧都是和导演、演员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环节，是有着高度话语权和决定权的位置，因此进口大片如果弱智，也会弱智的很欢乐、很刺激；如果深刻，会令人有所感悟，甚至想再看一遍。而国内的编剧们能够有能力对自己作品“负责”的不多，制片方、导演、大腕儿演员都有权直接干涉编剧的工作，甚至只需要你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剩下的细节各位“大师”边拍边商量。因此历来国产好电影，往往是导演兼任编剧，或者是编剧的“腕儿”至少不在导演之下，这样出来的作品看着至少顺溜，不笑场。

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不可以“民主”的，“集体创作”出精品不是没有可能，但最后还是要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专断定案。这也是“艺术作品”与“娱乐产品”的区别之一：创作者是第一位的。在音乐领域，名留青史的音乐大师几乎都是作曲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勃拉姆斯、肖邦、瓦格纳、肖斯塔科维奇等等，其实他们在当时也都是首屈一指的演奏家或指挥家，但是最终奠定他们在人类文化遗产中地位的，还是他们隽永的作品。像帕格尼尼、李斯特、马勒、欣德米特、拉赫玛尼诺夫等等这些在器乐演奏、乐队指挥领域划时代的大师，我们今天瞻仰他们的也更多的是作为“作曲家”的他们。而“娱乐产品”的制造，创作只是其产业链的一环，尽管也很重要，但是没有“明星包装”那么关键。一个流行歌星只要有一到两首红透大街小巷的歌曲就够了，而且一旦曲风定型，一般不会冒险转型，继续复制已经被市场高度认可的风格和形式就可以了。“艺术歌曲”通常是由一位作曲家独立完成所有音乐部分，而流行歌曲往往分工很细：“作曲”只负责旋律创作，编曲的和声编配、配器也往往是多人合作完成。这就像流水线生产和手工作坊制作，一般商品和艺术品的区别正在于此。所以我们会发现，所谓“古典音乐”的曲目单、乐谱、DVD片头，作曲者总是出现在最醒目和优先的位置，而流行歌曲的MTV，词曲作者一般在前奏时以最小字体出现在画面左下角三至五秒，还经常被滚动字幕遮挡。在收入分配上，委约一部优秀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费用往往要高于聘请演奏家、歌唱家的费用很多。而在流行音乐领域，再知名的写手，拿到的钱也不会超过歌星的收入。

近几十年来，能够让我们一直记住，已经步入艺术家殿堂的“流行歌手”几乎全部是创作型音乐人，比如普雷斯利、列侬、麦卡特尼、迈克尔·杰克逊、克莱普顿、罗大佑、李宗盛、崔健等等。这些位当年也都是“超级偶像”，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甲壳虫”乐队成员：同样曾经是“披头四”超级偶像，乔治·哈里森和林格·斯塔尔，在今天远不如列侬和马卡特尼家喻户晓，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Imagine》或《Yesterday》《Hey Jude》这样经典的作品。而作为纯粹的歌手，除非像平·克劳斯贝、邓丽君那样能够开一代先河，否则声誉的持久力很难与创作型歌手相比。

艺术活动的中心应该是创作，音乐艺术活动的重心也首先应该是创作，演奏家、歌唱家、指挥家的二度创作，都是为了更好的展现作品的魅力和深度。靠明星效应可以提升票房、有利于市场推广，但如果本末倒置：一切以有利于明星推广为前提，一味强调“量身订做”，甚至干涉创作、随意改动已经成型的作品，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做到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目的，但这样做打击的是创作者的积极性和自尊心，最终成全的是明星短暂的辉煌，损害的是艺术持久的生命力。

近年来影视界骂编剧的大有人在，好像中国电影的水平全是被编剧拉下去的。一种职业之所以能够吸引人，无非是具备两个条件：受尊重、有钱赚，而且只要二者有其一，就能够吸引高素质、有才能的年轻人为之奋斗。但如果即不被足够尊重、又没有令人满意的收入，那么除了极少数“就是喜欢”的另类，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从业者，都是干不了其它更有前途行业的被淘汰者，你想要他们制作出高智商、高水准的产品则是勉为其难。因此要想提升一个行业的水平，你光遗憾、痛心、重视、“下大力气抓”是没用的。而只要营造出吸引人的条件，自然会有高手不请自来。关键是：你究竟是想搞艺术，还是就打算娱乐一把立马卷钱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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