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某剧院开讲座音乐会，一曲之始刚要弹前奏，听众席响起了手机铃声。对于这种“常规性意外”早已习以为常，我只是把原本要放在琴键上的手又放回腿上，等待铃声的停止。这时真正的意外出现了：听众席中一位先生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呵斥道：“还不赶快关机！都说了多少遍了，还响，什么素质！这是圣殿！”。

说真的，对于台下的手机铃、塑料袋、高跟鞋、摄像按键、单反快门等等的声响我早就不介意了，这就像每次堵在北京西二环上已经不着急了，因为这是常态，不堵反而会有一种不安。但是这位素不相识，后来也无缘见面的先生最后的一句话却令我立时真正不安起来：“这是圣殿！”这句话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很久，以至于整场讲座结束，我丝毫没有从热情的听众和完美的上座率中得到满足与成就感，而是始终被“这是圣殿”这四个字压抑着。

“艺术圣殿”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词：艺术圣殿里供奉的是艺术之神，我们是它忠实的仆人，尽心为它在世间彰显魅力，也从它获取内心的安宁。这是一个浪漫化的虚拟“圣殿”，没有人会追问圣殿在哪里，艺术之神是男是女、姓字名谁。然而当一个剧院被奉为“圣殿”，大家来这里都怀揣朝圣之心，那么圣殿里的人压力可就大了。我知道有不少艺术家喜欢这种当“圣人”的感觉，并且非常乐于享受朝圣者的崇拜，但我不行。音乐是我的工作，最高可以称之为事业，这和面包师烤面包、工程师设计桥梁等等没有区别。我觉得被人架到“艺术家”的高度在“圣殿”里当“圣人”是一件非常可怕、想想就觉得恐怖的事情：一个俗人，却要天天装成“圣人”，稍不留神路出酒色财气的马脚，崇拜者就会极度失望甚至唾弃：“原来艺术家就这样啊！怎么也这么俗呀……”那种装模作样、提心吊胆的生活我无法接受。

其实在历史上，国人对职业艺术家是缺乏尊重的，在社会阶层划分上最高与工匠同级，有时甚至与娼、伎同为“下九流”，绝不可能与“圣”字有任何瓜葛。20世纪以后中国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对艺术的崇拜，对艺术家尊重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许是之前的30年压抑的太深、太久，一方面在制度层面艺术家创作意志并未获得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在群众层面对艺术家的崇拜又近乎于神话。很多在国外取得很高成就的艺术家回国后感慨：还是在国内舒服啊！在国内知名艺术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获得的赞美与荣誉也更多、更肉麻、更没有原则，这些在国外都是“享受”不到的。而且艺术家在国内一旦成名就可以受用终生，无论日后技艺衰退成什么样子、作品糟糕到什么程度，只要拿足了“艺术家”的“范儿”，仍然会有大批的崇拜者被“深深的感动”，永远是他们的“一辈子的挚爱”。

我一直反对以一种类似宗教般虔诚的态度去欣赏音乐，因为虔诚是有排他性的，就像凡是宗教就会有教派，而听音乐要是也分“音派”就变狭隘了。音乐应该是广博、敞开、平易的艺术，它不需要你去膜拜、祈祷，就像空气与阳光一样，是不需要任何付出的享受。对于专业音乐工作者而言音乐可能是锲而不舍的追求，是孜孜不倦的钻研，是容不得半点亵渎的圣物，但这并不适用于广大音乐欣赏者。音乐和自由一样，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膜拜的，一旦膜拜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将音乐神圣化，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吸引更多的关注、提升音乐家的被尊重度，但是从长远看，反而会影响音乐真正的“普及”。自上世纪80年代，对“古典音乐”及音乐家大量“神话”的宣传，并没有为三十年后的古典音乐拓展出可持续性的市场，反而“熏陶”出一批“对人不对乐”、观念偏激的音乐膜拜者。

听音乐会不关手机铃声、随意走动拍照等等是缺少社会行为素质的表现：在一个需要安静的环境中，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别人演奏、欣赏音乐，与买票排队、不随地吐痰一样，是一种社会公德教养，与“懂不懂”音乐无关。在音乐厅里高声怒斥别人“没素质”，也许他真的“懂”音乐，但同样是干扰了别人，只不过忘关手机铃声可能是疏忽，大声呵斥别人则是出于“正义”了。

过了很久再想起“这是圣殿”那路见不平的一声吼，心里还是会一凉：我们做古典音乐推广，为的是让大家在享受音乐艺术时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让一些人变得更“高雅”，从而有资格在“圣殿”里斥责别人“没素质”。但是我又深知那位先生的好心、好意和善良的初衷，他做的也不能说有什么错，我甚至本来应该去感谢他……于是我的心更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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