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机上与一位1937年出生的英国老先生聊天，听说我们是去伦敦开音乐会的，他表示从小就对Classical music（我国翻译为“古典音乐”）感兴趣。于是我和他提起两位20世纪前半叶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钢琴家：赫斯（Myra Hess）和所罗门（Solomon），没想到老先生完全没听说过；我再提起20世纪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梅纽因（(Yehudi Menuhin），他说知道，但也仅仅是听说过；于是我说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他连声说“yes,yes！”显然这个他是真熟悉。

以前常听人抱怨国内古典音乐环境不好，音乐知识不普及，“乐盲”占大多数、很多人分不清“演唱会”和“音乐会”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在我接触过的非音乐专业或音乐发烧友的欧、美、日等国人士，对古典音乐真正了解、懂得如何去欣赏的也是极少数。在欧洲也有不少机场安检人员不知道大提琴是什么东西；伦敦机场的边检官员也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Recital（独奏或独唱音乐会）”是什么意思——显然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生僻词。区别在于，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人对古典艺术都抱有尊重、虔诚的态度，他可能不懂，但是一旦有机会，会很认真的听。哪怕是开旅游大巴的摩洛哥裔司机，听说乘客都是“古典音乐家”，态度也一下变得热情与和蔼；而在国内很多人士的意识中，只有自己能搞明白的才是好的，听不明白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这谁听得懂”。音乐家在很多官员和富豪眼中，就是请来彰显自己“品味”或在社交圈内显摆的道具，音乐家必须表现出无比的“荣幸”和“感激”他们才觉得正常。

在英国听说政府曾经在中学搞过一个调查：谁是你最崇拜的人。结果得票在前列的全是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歌德等等科学家、文学家，而比尔.盖茨、巴菲特、奥巴马、卡梅伦等富豪、政治家反而排名靠后。我想如果要是在国内也做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很可能是反过来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国人普遍患有轻度焦虑症，且个个满腹牢骚：如果以科学、艺术家为榜样，在学习、了解和欣赏科学、艺术的过程中，人会慢慢变的理性、宁静、深刻，形成一种良性“精神新陈代谢”；而以巨商、政客为榜样，又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有潜规则的环境中，如果不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紧张与失落必然如影随形，焦虑与暴躁便成为无法抑制的宣泄。其实国内的很多“艺术家”同样是焦虑症候群：一开始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有展现的机会不得不去“拉赞助”，而在和诸多富豪交往的过程中，对他们奢侈、高度物质享受的生活逐渐从羡慕、追求到习惯，最后已经无法适应过去相对“清贫”的生活。从为了艺术去“扎钱”，最终变成了为了“扎钱”去卖艺，艺术家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异化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现今这么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作为逐渐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古典音乐，其从业者没有发家致富的必然理由，更不可能有如金融资本运作家般巨大的利润和财富。古典音乐家不应该清贫，但也不可能暴富，即便暴富也不可能是单纯靠音乐创作、演奏或演唱获得的。除非是到了卡鲁索、克莱斯勒、帕瓦罗蒂、卡拉扬、朗朗那样，其本身的世界性知名度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运作的“资本”，再有经纪人的成功运作，才有可能跻身顶级富豪之列——但一百年来这样“幸运”的古典音乐家又有几个？从事古典音乐职业，就意味着“出名”是个意外，古今中外，能够成为大众明星的艺术音乐家寥寥无几。像赫斯、所罗门这样已经跻身世界顶级音乐家的大师，在他们的祖国也做不到“家喻户晓”；在国内，且不说像刘少椿、管平湖这样20世纪初的古琴泰斗，如果街头随机采访老百姓，又有几位能说出一两个如今活跃在舞台上“国乐大师”的名字？那些因为特殊历史时期或特殊社会事件而一夜成名的艺术家，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也不全是他们的艺术，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和对知名度的崇拜，况且这种“意外”完全无法把握。因此想出大名、发大财，别搞古典音乐。

其实很少有艺术家是为了当明星、发财致富而选择艺术职业的，一开始大家都是很单纯、理想化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如果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尊重艺术、崇尚智慧的环境，艺术家就可以一直单纯下去，为了理想而创作、生活，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一直不知名、不富有，但同样能够受到广泛的尊重和理解，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这就足够了；如果所在的的环境是一个拜金、崇尚特权的环境，艺术家就必须追逐名利、为了得到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个别人的认可而创作，因为如果名气不够大、也不富有，就得不到平等的尊重、得不到社会甚至自己的亲人的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家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和信仰，其实是在和整个社会对抗，可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长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古典音乐挣不了大钱，但如果挣不了大钱也能够获得尊重与自信，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有资格探讨文化建设与品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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