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感，痴情，唯美，破碎，这些词汇表达出马勒音乐给人的直观感受。作为一位死亡意识强烈的作曲家，马勒承继了18世纪德奥浪漫主义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与法国不同。在德语文化系统里，死亡意味着绝对的自由，与浪漫既对立又统一，远非巴黎的尘世风月场所能承载与负荷。另外，马勒气质上的紧张与神经质，又与他浸染的犹太文化有关：原罪的惶恐，神的末日审判，个人命运的哀告，普遍是在欧洲大陆业已边缘化的犹太人的意识。从音乐形式与规模上讲，马勒有些像德奥大师；但一旦进入犹太人的自省世界，他的作品注定是冲突与分裂的产物。

作曲家-Gustav Mahler（古斯塔夫·马勒）

马勒近些年重新被全球热议，源于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使用了他的交响曲。此前，大导演维斯康蒂电影《死于威尼斯》中出现若干马勒音乐段落，引发影迷关注。这部电影改编自托马斯·曼的同名小说，表达老贵族置身现代世界的唯美与文化伤逝情怀。它契合马勒后期作品的重要主题——死亡与告别，尽现哀歌与挽歌情怀。在最后的作品《大地之歌》里，马勒的“死亡”与“告别”升华为一种豪情。由于人声部分的歌词选用了唐诗，让人猜想他的作品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果要排个序列，中国乐迷最喜欢的西方作曲家当是柴科夫斯基，其次是肖邦，再其次是马勒或别的大师。柴科夫斯基、肖邦与马勒，共通的地方在于旋律优美，纤细，精致，感性至上。而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柏拉图式的恋爱，肖邦的爱国意识及与乔治·桑扯不清的爱情，让他们的音乐有了人生花边，人人耳熟能详；但马勒却是特别的，两三句话难以说清楚。这也表明，中国乐迷对他的热爱有一种可能的“误解”。

误解之一在于马勒音乐的浪漫与唯美只是表象，他创作的核心母题是死亡、告别。中国人关注现世，避离死亡与怪力乱神，而马勒关注的是彼岸以及拯救这些大命题。他写过声乐套曲《亡儿之歌》，充满童年时兄弟姐妹夭亡带来的悲伤经验，这一经验遍布他创作的方方面面。误解之二，是马勒的内在分裂感（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愈加趋向自我，感到即来的现代世界是与死神相似的魔影，旧日世界就要崩溃与解体），与中国人天生良好的心理调试能力不一样；他拒绝向外部世界调试、改变，只为真正地忠实自我。误解之三，则是马勒固有的犹太人意识。他相信自己一生是异乡人，外来的漂泊者，与此地永久陌生与隔绝；即使写了《大地之歌》，但那个“大地”仅仅作为精神上的寓言与象征存在。对于“顺生”文化占主导的中国文化环境而言，乐迷们喜欢马勒的原因是他的言情，伤感，以及女性气质。马勒的悲伤与啜泣，在另一个界面上才能与中国乐迷的耳朵相遇。

倾听马勒，需要异常精细与敏感的听觉。他的作品肌理细腻，唯美唯情尽在细节之中。一根根旋律线，仿佛金丝缠绕，游走在黑暗的底色上。但理解马勒的内心还是太艰难了。他的遗孀阿尔玛在回忆录中说，她不理解，也不喜欢马勒的音乐。她还讲了不少与马勒的爱恨情仇，是非与得失。由是看来，连阿尔玛都不理解马勒，世间的其他的所谓闻见恐怕只能是误解了。也许，整个艺术史从来就是误解史，但，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

马勒说过，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把自己当成未来时代的人看。二战结束后，欧洲开始关注这个生前以指挥家闻名的作曲家，近几十年，把他当作一流大师对待。不过，对马勒的非议一百年来从未断过，但这也没什么。我们听马勒，寻找的是一个诗化与母性的自然，静谧的山风与湖泊，以及其间优美的民间舞蹈。这是我们梦里遇见的山河，他告别了，却在声音的王国予以重现，于我们显得加倍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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