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迪卡唱片公司。迪卡公司的爱德华·刘易斯爵士（Edward Lewis）于1937年收购了Crystalate唱片公司和它的西汉普斯特德（West Hampstead）录音室，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经验丰富的声音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阿瑟·查尔斯·哈蒂（Arthur Charles Haddy，1906–89）。当Haddy于16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已经迷上了当时先进的无线电广播技术和电子技术。他曾与无线工程师C·F·埃尔维尔（C.F.Elwel）共事，并在西电公司从事电话业务。Haddy于1929年加入了Crystalate公司，建立并管理着第一套电气录音设备。8年后，已经任职于迪卡公司的哈蒂创造出了新的动圈刻片刀技术，使得78转唱片的高频可达7000赫兹。这个技术正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迪卡之声的开始。
Crystalate唱片公司的录音室坐落于West Hampstead前市镇厅。45英尺宽，60英尺长，还有一个高35英尺的松木屋顶，这里是迪卡公司大多数流行音乐和小编制古典作品的录音地点。此外，这里正是哈蒂心目中理想的录音环境，乐队可以安置在大厅的地板上，麦克风则可以收录到来自各个面的均衡的混响。当然，哈蒂和迪卡的工作组并不是第一个尝试去建立一个宽频录音系统的人，在美国和其它洲也有工程师在尝试改进唱片的声音。随着二战的爆发，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不过在战时迪卡依然在制作唱片，但所有的技术革新则完全为军方服务。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迪卡的雷达系统，它为后来的海上贸易的提供了安全保障。在战时，空军海防司令部要求迪卡的专家培训机组人员区分由德国潜艇和英国潜艇发出的高频的声音。哈蒂在1951年接受采访时说“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验来实现高保真，而且拥有最好的实验条件。我们尽一切努力做到了，这在和平时期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后来基于此改进的动圈刻片刀技术使得频宽范围的可由40赫兹达15000赫兹。美国人广告“高保真”一词已经超过十年，现在来自英国的迪卡团队将利用战时的研究成果实现Hi-Fi。
1944年6月8日星期四，第一个“高保真”录音开始制作，由悉尼·比尔（Sidney Beer）指挥国家交响乐团录制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哈蒂和他的同事使用了三只F&E RK-2电容式麦克风，5张一套的12英寸的唱片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于1944年秋天发行。尽管还是78转唱片，但迪卡之声所有的元素–宽频的麦克风、麦克风混音器和刻片刀，以及在一个理想场所的简单而精准的摆放麦克风，都已经具备了。1945年6月，迪卡正式发布了其最新的录音技术，生于美国的迪卡工程师哈维·舒沃兹（Harvey Schwartz）他也是Decola收音机的发明人）称之为“全频录音技术”（FFRR）。1946年，欧洲大陆的其他艺人在迪卡的瑞士经纪人莫里斯·罗森加滕（Maurice Rosengarten）的带领下加入了公司，有来自巴黎的夏尔·明希（Charles Munch）、爱德华·范·贝努姆（Eduard van Beinum）带领阿姆斯特丹大会堂乐团、还有迪卡的老朋友厄内斯特·安塞美（Ernest Ansermet），他在1946年12月为迪卡录制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令FFRR技术和迪卡之声名扬全球。此时的迪卡之声遍地开花，在阿姆斯特丹的录音始于1946年9月，在罗马的录音始于1947年7月，巴黎的录音于1948年5月在Mutualite大厦进行，日内瓦的录音于1949年6月在维多利亚大厅进行，后来这里诞生了许多迪卡著名的录音。由于工程师西里尔·温德班克（Cyril Windebank）的努力，迪卡不再使用笨重的蜡盘，转而使用不易碎的金属圆盘，这项革新使得公司可以在1949年夏天在美国发行了第一张FFRR技术录制的密纹唱片。
尽管录音已经革新，但这些新的密纹唱片依然是单声道。从1920年代起，对于双声道录音和制作的探索就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实验室进行。声学理论的发展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技术，一种是双耳录音技术，可以模拟声波到达双耳的时间，是使用耳机聆听的完美方案。另一个是立体声录音技术，使用双声道通过扬声器还原出完整的声场。
哈蒂对两个技术都很熟悉，在1951年末，他通过迪卡办公室的古典音乐制作人维克多·奥洛夫（Victor Olof）了解到了劳伦斯·萨维奇（Lawrence Savage）的工作，后者在1940年代中起就在使用由三只麦克风构成的仿真头型研究双声道录音，三只麦克风的摆放方法为一只朝前，后两只和中间这只成70度夹角。1952年，一系列的会议和尝试围绕着萨维奇的工作展开，1953年初，在一个由迪卡的执行主席爱德华·刘易斯爵士参加的会议后，迪卡团队决定将萨维奇的系统和相应装备运到West Hampstead的实验室。萨维奇的系统里的很多组件是有25岁的工程师罗伊·华莱士（Roy Wallace）根据萨维奇的指示搭建的，他从1942年起就断断续续地为其工作。1953年3月，出于对华莱士专业天才的赏识，哈蒂邀请他加入迪卡进一步发展萨维奇的创意，特别是制定一个在圆盘上录制双声道录音的有效方法，他最初使用了萨维奇的“声道”系统，后来研制出“单边”系统，由于后者更为优秀，1953年底哈蒂要求华莱士在West Hampstead的录音室做实验录音，于1953年12月23日开始，合作艺人是曼托凡尼乐队。
在那时，华莱士已经彻底放弃了仿真头型的想法。在1997年的访谈中，他描绘了自己的替代设计“我只是把两根钢架绑成T字形然后支好……三只Neumann M49指向性麦克风左中右各一”，中间麦克风前8英寸处放置左右麦克风，左右两只相隔24英寸。当阿瑟·哈蒂看到这个结果，他惊呼“看上去像棵血腥的圣诞树”。
“迪卡树”的效果相当杰出，满足了将中间声道混入左右声道的拾音要求，同时可以通过扬声器再生出一个栩栩如生的3D声场。当哈蒂将这项新技术从实验室推向录音棚的时候，华莱士拆除了两个迪卡单声道麦克风混音设备并搭建了一个全新的、双声道的、六路输入的混音设备用以录制哈蒂所说的“立体声”，这次是和厄内斯特·安塞美带领的瑞士罗德曼乐团合作在迪卡的春季录音计划里开始录音。带着一台Ampex双声道录音设备，哈蒂、华莱士、布朗和其他迪卡工作组成员于5月12日到达日内瓦。5月13日，第一部录制的作品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曲“安塔尔”。当在磁带上完成了第一乐章的录音后，哈蒂和工作小组等待着安塞美的反馈。“这太壮丽、太美妙了，仿佛我亲自站在台前！”大师的回答正是大家所期望的。
现在，立体声录音已不仅仅停留在技术试验阶段，而成为制作上的头等大事。从1954年底到1957年中，华莱士、布朗和其他工程师在维也纳、罗马、佛罗伦萨、巴黎、日内瓦和贝尔格莱德制作了超过400个立体声母带。又有两组迪卡树加入了录音工作，一组使用了Neumann M-50全指向麦克风，另一组则由Neumann KM-56三指向麦克风搭成了“开放型”迪卡树。第三组临时由Neumann KM-53全指向麦克风搭成的迪卡树录下的两个历史录音将收录在这个套装中：《西班牙》，录音师是戈登·帕里（Gordon Parry）；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由西里尔·温德班克于1957年2月在金斯维大厅（Kingsway Hall）录制。为保证拾音的一致性，迪卡树上的麦克风都是永久固定在其框架上的。根据曲目和场地的不同，迪卡树通常会在离指挥台前10或11英尺间稍作调整。除了摆位以外，迪卡的平衡工程师也可以调整每个麦克风的响度，或者根据信号的质量调整高低音，但整体依然保持着迪卡之声的特色。
制造立体声唱片，以前也只限于在实验室的范畴，如今又因阿瑟·哈蒂的努力变成现实，他树立了在1958年被唱片行业采用的45/45的标准，这个标准在迪卡被称之为“FFSS”（全频立体声）。在消费者最终听到两声道录音之前（在发行立体声唱片之前，哈蒂很明智地拒绝了通过预录带来制作任何迪卡的立体声录音），是歌剧录音最终让华莱士设计并制造全新的、更全面的和更灵活的麦克风混音设备，其想法很类似于约翰·库尔肖（John Culshaw）在歌剧录音时设想的“声音舞台”理念，巅峰之作就是1964年发布的“STORM 64”，它易于携带、可自行处理信号、可以换使用四声道磁带，迪卡使用该机器超过20年。
然而，要完成迪卡之声还差最后一步。当1937年收购Crystalate公司时，迪卡还得到了另外两位人才：一位是阿瑟·李利（Arthur Lilley）（1916–82），他协助哈蒂研制了录音设备，并在二战后于West Hampstead为迪卡的很多流行艺人录音，包括60年代为弗兰克·查克斯菲尔德和曼托凡尼乐队。李利同时也经常为迪卡在美国发行的Phase 4唱片混音。
另一位则是地位仅次于阿瑟·哈蒂的肯尼思·E·威尔金森（Kenneth E. Wilkinson，1912-2004），尽管他在West Hampstead录音也有其它工作，他的主要职位是平衡工程师，主控迪卡在伦敦的Kingsway Hall、Walthamstow Assembly Hall的录音，以及50年代初在阿姆斯特丹大会堂音乐厅的录音。
威尔金森在单声道混音台前一直工作到1950年代，但在1958年春，他要求换去做立体声录音，哈蒂同意了。集合自己单声道录音的经验，威尔金森果断地在迪卡树的左右加了一组“舷外”麦克风，在混入它们的声音后音效更显宽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迪卡之声。1959年，他推出了第一个新的迪卡树，由他最喜欢的三只M-50麦克风构成一束。再后来，经过不断试验，这种摆法又不断变化，又回到了原来模式，并沿用着迪卡树的名称。威尔金森又为立体声混音台工作了20年，随着新一代工程师加入迪卡，才慢慢隐退。他的团队利用迪卡树+舷外麦克风+乐队环绕声技术，不仅为迪卡自己录音，同时也为迪卡的子品牌Argo和L’Oiseau-Lyre（琴鸟）录音，同时服务于一些重要客户，比如美国的读者文摘杂志和英国品牌Lyrita。
1970年代迪卡的将模拟母带转制到唱片的技术达到巅峰，这些成熟的科技制造出的产品也代表了最高的成就。这个时期同时也见证了录音技术的新变化，录音不再是在磁带上加载模拟的电信号，而是使用数字信号，从而使得录音不再受磁带的电气和机械等缺陷的限制。
从1965年起，阿瑟·哈蒂就和迪卡德国合作伙伴Teldec的霍斯特·雷德里希（Horst Redlich）合作研发12英寸的机械式影碟。1972年，迪卡邀请前BBC的工程师R·W·贝克利夫（R.W. Baycliff）和托尼·格里菲斯（Tony Griffiths）加入团队，以研发更小巧更先进的系统。工作小组一度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直到竞争对手飞利浦（Philips）公司的激光影碟产品在市场上全面获胜。
影像数码化的研发工作使得音频数码化也成为可能，这项工作日本公司Denon已经在着手开发。试验很快开始。格里菲斯在197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在自己的录音室进行测试，我们用数位录音和模拟直刻录音方式录制了一段乐队作品和其它一些作品，分别采用了杜比降噪和非杜比降噪，同时使用了频率调制”。1976年11月进一步的实验开始进行，他们用两种方式录制同一段音乐，一种是用一台从BBC借来的数位录音机，它采用13比特解码频率可达15K赫兹，另一种是直刻密纹唱片。两种录音方式产生的不同结果令人相当满意。
得到了13比特系统的录音结果后，格里菲斯和他的小组被许可研发他们自己的、更好地模拟-数位转换器，他们使用一台修改过的IVC生产的单寸录像机拾取PCM解码信号，采用100%冗余的解码方式以防止由于螺旋转动引起的磁信号失真和机械问题。由于深信模拟数位转换会很快就有新的发展，同时考虑到在制作和编辑录音时需要更高的比特率以确保足够的工作冗余，所有迪卡的设备都是按照可以接收18比特的信号和至少48K赫兹的频宽设计的。后来15年的发展多次证明了该项决策的英明。
1977年末的一次行业展会显示，没有任何一家取得的成就能够和迪卡媲美。在得到了迪卡管理层的许可后，第一套系统于1978年1月开始搭建并于3月完成，第二套系统于5月搭建完成。1978年6月21日和22日，在伦敦的Kingsway Hall，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和爱乐乐团正在录制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迪卡悄然完成了第一个数码录音。
只差一步迪卡的数码系统就可以正式发布了，还需要一个可靠的、易用的编辑系统。必须有一个精确的、低频宽的模拟信号伴随着PCM数字信号，编辑者可以利用它来确定哪些段落可以编辑在一起，然后标注这些段落以便迪卡的系统可以完成快速的声音淡出淡入的编辑，最终完成数码编辑。1978年11月，编辑系统准备就绪，12月5日，整套录音系统被拿到维也纳，录制了克里斯托弗·冯·多南伊（Christoph von Dohnanyi）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在30日、31日晚和1979年的元旦录制了著名的新年音乐会，音乐会的唱片成为迪卡第一套数码录音的密纹唱片。
第二年，迪卡被宝丽金收购，继续保持其艺人和制作的独立运作。迪卡继续搭建了更多的IVC转换设备并在迪卡的录音中心采用1981年问世的ADRM（模拟数字转制）技术将迪卡的许多模拟录音转制成激光唱片，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末整个古典唱片行业发生了快速萎缩。到1992年，公司研发并为宝丽金旗下的其它伙伴提供了8声道全数字混音器和迪卡制造的光信号录音设备。这正是阿瑟·哈蒂引以为傲的“迪卡制造”的技术传统。不过，阿瑟·哈蒂从来不高估设备在创造迪卡之声的时候扮演的角色。他会说，设备固然重要，但不会比音乐厅本身和迪卡的工程师与音乐家之间的合作更重要。还有更大的、默默无闻的、但也相当重要的团队支持着上述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建立、修改和维护录音设备，拷贝、存储和分类母带，将母带转制成FFRR和FFSS唱片，现在再转制成激光唱片。很多在这套唱片里提到的工程师已经转向了新的工作岗位，带着迪卡的风格和他们的前辈在半个世纪前创造的迪卡之声，这其中包括菲利浦·辛内（Philip Siney），他是迪卡录音中心在1997年关闭前最后一位迪卡的录音工程师。这套唱片是对他们工作的致意，是对那些曾今在迪卡工作过的人们的创造和成果的致敬，也是特别对参与录音的音乐家们的天才的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共同奉献了“迪卡之声”。
关于唱片的说明
这套唱片里所选择的录音仅仅是迪卡目录宝库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其中的很多录音录制于迪卡著名的录音场所，伦敦的Kingsway Hall，所选取的录音从1956年开始（阿陶尔弗·阿根塔Ataulfo Argenta指挥，戈登·帕里Gordon Parry录制），1957年（彼得·马格Peter Maag 的仲夏夜之梦，西里尔·温德班克录制），1958年（皮埃尔·蒙铎 Pierre Monteux的谜语主题变奏曲，采用迪卡树和舷外麦克风录制），Pierre Monteux 1959年的达芙妮与克罗埃采用了迪卡树和舷外麦克风录制，外加一只合唱麦克风，由阿伦·里夫（Alan Reeve）录制；1963年的战争安魂曲，肯尼思·威尔金森录制，使用了17只单独的麦克风用以对布里顿复杂的合唱、独唱和乐队进行完整的拾音。Kingsway Hall一直是迪卡在伦敦最钟爱的录音场所直到它1984年关闭，传奇录音师肯尼思·威尔金森还在这里录下了很多录音，都可以在这个套装中找到。
这套唱片中的《指环》选段，由约翰·库尔肖制作，录制于迪卡的专用录音室-维也纳的Sofiensaal，平衡工程师是戈登·帕里和詹姆斯·布朗，录制与1958年到1965年之间。在60年代，帕里和布朗在Sofiensaal制作了许多录音，当录制复杂的作品或歌剧时，他们共同用混音台，一个负责乐队，一个负责歌手。这项工作传统一直延续到数码时代，当威尔金森于1980年退休时，詹姆斯·洛克（James Lock）接替了平衡工程师主管的工作。洛克为迪卡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录音唱片。在这个套唱片里，他出现在克利夫兰共济会大厅的混音台前进行录音，1981年他在底特律为安塔尔·多拉蒂（Antal Dorati）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唱片录音，在洛杉矶的罗伊斯大厅（Royce Hall）为祖宾·梅塔（Zubin Mehta）指挥瓦雷泽Varese和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的唱片录音。在1970年代，洛克邀请了很多青年工程师加入工作，包括约翰·邓克利（John Dunkerley）、西蒙·伊登（Simon Eadon）和John Pellowe约翰·佩罗尔（John Pellowe），他本人包括肯尼思·威尔金森都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指导。1980年代，更年轻一代的工程师包括尼尔·哈钦森（Neil Hutchinson）、乔纳森·斯托克斯（Jonathan Stokes）和菲利浦·辛内（他甚至为迪卡工作到了今天）加入了阵营。所有这些才华横溢的工程师继承了他们前辈留下录音原则，继续发扬着50多年前所建立的迪卡之声的传统，令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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