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另一个“王安电脑”的故事。造就昔日山寨手机市场繁荣的幕后推手却搁浅于3G和智能时代，被迫复出的蔡明介试图扳回这一切。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正处在人生最大低潮中。
不同于台积电张忠谋、鸿海郭台铭与华硕施崇棠等，蔡的复出时刻不是经济危机最惨烈时，而是阴霾已渐散去的2010年8月。其时他一手创立的联发科发布黯淡的第二季度财报，同时对当年第三季度预期悲观。
从蔡复出至今的8个月，联发科表现未见好转。它仍是以“山寨机幕后推手”闻名的亚洲最大芯片设计公司，但去年1134.63亿新台币的全年营收同比下降1.56%，出现历史上首次衰退。相比之下，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全球半导体行业整体产值增长10%以上。以同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全球最大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为例，其营收同比增长41.9%，创历史新高。
即便与联发科自己的历史相比，这个数字也很不好看—以前在这家公司，50%的增长率都太过一般，100%和200%才是正常；50%以上的毛利率和“台湾股王”的称谓更习以为常。
使联发科陷入“危机之后的危机”的，本质是其赖以起家的山寨机市场的过度竞争和即将到来的衰落，及其向3G和智能时代跃迁的障碍难以克服。
脸上线条向来刚硬、给人严肃感觉的蔡明介，曾在《环球企业家》记者面前拿出由联发科芯片打造的品牌为“COSMOS”的手机，播放《大长今》和蔡依林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与山寨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但曾盛极一时的山寨机如今面临增长乏力和3G智能时代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参与2G这个成熟市场竞争的手机芯片厂商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展讯和台湾的晨星等都以更低价格杀入，让联发科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鼎盛时期，山寨机芯片几乎全部来自联发科，但预计2011年，这一数字可能降至70%。
崛起的竞争对手不断以低价产品和高薪挖人等手段侵蚀联发科根基的同时，受限于员工分红费用政策，人心浮动，不少研发团队和高级主管出走—今年农历春节过后，2010年底离职的CFO兼发言人喻铭铎再度与联发科老同事聊天时发现，又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考虑离职。业界都在好奇腹背受敌的蔡明介如何发起绝地反击，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进展看来，他的努力成效不彰。
时运出尽
2009年以前，时运一直站在蔡明介这边。他提出的 “S曲线”、“一代拳王”、“赢家通吃”，都是解读联发科此前极大成功的关键词。
“S曲线”描述的是产品从研发到上市的前中后三个阶段。最初的台湾芯片设计公司只有在一种芯片生命周期走到后期才能进入市场，大多以价格竞争为主。蔡明介带领联发科在1999年切入光驱芯片时，这一市场的“S曲线”才到即将大幅成长的中间段，正是最佳时间。
当时，飞利浦和松下等半导体整合组件制造商(IDM)已研发四五年，奠定了行业技术基础。联发科进而将光驱芯片从三颗整合成一颗，再加上台湾的低成本制造优势，联发科很快成为市场份额50%以上的冠军。
此前，台湾芯片设计公司因为缺乏实力做更早期的技术研发，通常被认为只能充当“跟随者”。但“S曲线”证明了谁最早发明和进入市场并不是关键，谁能最早达到规模经济才最重要。因为产品往往进入生命周期的中间段后才在市场上极大铺开，这时技术已不是绝对优势，相比之下拥有更好弹性和效率的反而更容易胜出并赚得最大利润。而这正是台湾公司的优势。
联发科在光驱芯片上的成功只是序曲，真正的华章在2G手机芯片上，这也是它成功切入的第二条大规模“S曲线”。联发科研发出价格便宜且容易上手的系统单芯片(SOC)，将复杂的手机系统整合成一个简单的芯片平台，中小型手机厂商能在此基础上快速推出多功能产品，抢攻市场。山寨机市场由此崛起。
2G手机芯片上的极大成功意味着联发科突破了光驱芯片“一代拳王”的命运。这一说法来自蔡明介高中时喜欢的拳击比赛，指刚起步的芯片设计公司，如能顺利推出一颗席卷市场的新芯片，很容易后发先至成为王者。依靠单款芯片成为王者后，又可投入更多资源开发新芯片，不再局限于“拳王”芯片，最终实现“赢家通吃”。
但比赛一场接一场，如不能在下一代芯片产品中维持成功，“拳王”宝座很快就会失去。失败的原因通常在于被旧产品、旧客户绑住，没能开发出新的杀手级产品；或是太快扩充其他产品线，内部资源浪费在投资回报率低的产品线上，因此被同业赶上甚至被慢慢淘汰。
蔡明介很清楚，要避免沦为“一代拳王”，必须不断找到新的市场题材，决不能等市场成熟以后再进去。他将以小博大的“破坏式创新”奉为圭臬，但在山寨机市场上一举成名后，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听到联发科“破坏”某个芯片市场的消息。这意味着联发科的下一个高成长契机始终没有真正出现。
无论光驱芯片还是2G手机芯片，过去10年蔡明介总能在一个市场即将爆发但渗透率仍很低时，带领联发科以黑马姿态切入。但现在，GPS、WiMax、WCDMA、TD-SCDMA、TD-LTE、蓝光光驱、数字电视芯片……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主题联发科都有投入，实际拿到的订单加起来还不到山寨机2G芯片的30%。以蓝光光驱芯片为例，联发科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35%，但比起每年出货13亿部的手机市场，蓝光光驱每年销售量不过2400万台，显然很难成为联发科下一个5年的主要成长动力。
新的市场题材越来越难找到、研发和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是包括联发科在内的所有台湾芯片公司面临的共同困境。蔡明介过去也对《环球企业家》承认，即便是联发科也不可能百发百中：“我们不可能是神枪手。”
最现实的路径是从2G向3G和智能时代过渡。但联发科在2G市场实在太过成功，所有人力和资源都集中在这一领域，导致在3G和智能手机芯片上投入太少、脚步太慢，以致出现今天的青黄不接局面。
联发科曾深入讨论过投入Windows Mobile还是Android。喻铭铎曾回忆，支持前者的认为这一系统开发时间早、开发人员多，更稳定，也更多用户使用。“所以大家决定走Windows Moblie路线，造成今天的落后。”
2010年，联发科试图赶上疾速发展的Android大潮。当年7月，联发科成为Android合作伙伴。8月蔡明介归来后，更将优势资源都集中到智能手机部门。
今年2月的巴塞罗那电信展上，联发科推出最新旗舰产品，WCDMA的Android芯片解决方案MT6573。使用这一芯片的智能手机最快也要到2011年中才能上市，业界和投资者普遍将这之后的市场反应，视为联发科能否实现绝地反击的关键。2010年，联发科手机芯片整体出货量高达5亿，WCDMA仅为微不足道的110万。即便预计2011年将升至1000万，仍无法担当起收入支柱。
要在WCDMA上复制神话，联发科必须却难以打败的对手是高通。它在2G市场上以横扫千军之势痛击德州仪器和英飞凌等，但在3G上却遭遇高通的先发制人。
过去近一年，高通都试图在价格上打压联发科。比如，它将低阶3G芯片的价格逐渐从2009年的15美元降至10美元以下，使联发科针对低端WCDMA手机的首款3G芯片失去腾挪空间。而在所有芯片厂商都看好并磨拳霍霍的“千元智能手机”市场上，高通抢在联发科之前宣布将推出适合100美元Android智能手机的芯片。其在北京举行的合作伙伴大会上，尽邀联想、华为、中兴、天宇朗通和宇龙酷派等与联发科关系密切的大陆手机厂商。面对专利、技术、财力都很雄厚的高通，联发科要在“S曲线”上占有有利位置，要打的硬仗显然不止一场。
在另一战场TD-SCDMA上，联发科很早就与大唐电信和中国移动共同投入研发。更早以前，它便投入第四代的TD-LTE技术，企图跳过高通在3G上的专利壁垒，加速进入4G市场。2010年，联发科TD-SCDMA手机芯片出货约为1200万，虽然已是WCDMA的10倍以上，在其整体收入中仍然微不足道。此外，在TD-SCDMA上“烧钱”多年的展讯已能推出40纳米的TD手机芯片，联发科却还停留在65和90纳米上。
更重要的是，整个2010年，展讯与联发科在2G市场上的表现就像跷跷板的两端：前者势如破竹地从后者手中夺走20%以上市场份额。面对展讯更低价格、同样性能的芯片产品，联发科唯一的选择是展开价格战，藉出货量的规模优势，不惜血本地抢回市场占有率。
价格战从来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刃剑，联发科高盈利、高股价的优良历史必遭贬损，近期一份又一份褪色的财报即是证明。2010年第一季，它的每股税后盈余10.29元，到第四季度只剩3.52元。最近公布的2011年2月数据更惨淡，营收跌破50亿新台币，创4年新低，表现甚至差于金融危机时期。这对投资者而言显然很难接受，瑞信证券和美林美银等七八家外资机构今年3月均将其维持在“卖出”评级，或调低其目标股价。
内部问题
让蔡明介烦恼的不止是产品竞争或业绩不够优秀。他复出不到3个月，无线通信第二事业群总经理徐至强和CFO兼发言人喻铭铎先后离职。
1999年，蔡明介从Rockwell挖来徐至强，开始投入手机芯片的研发。当时有传言说，徐是全球“唯二”能带领团队开发手机基带芯片的华人之一。在联发科苦战10年后，他在2009年被蔡明介提拔至最重要的手机芯片事业群任负责人，蔡自己退守幕后。
徐志强在手机芯片事业群总经理任内，确实战功彪炳。他与中国各大手机品牌交好，勤跑各省大小客户。很多原本根本不认识联发科的手机厂，都因为他才开始成为联发科的坚定拥护者。
但是，就像联发科的英文名“MediaTek”、“MTK”与“明介”的英文缩写“MK”有着天然联系，这家公司始终属于蔡明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作为联发科营运主力的手机芯片事业群，蔡真的完全放手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蔡明介经常参加各种电信产业的会议，并勤跑大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客户见面，否则他尽可以坐镇台湾，将一切交给徐打点。
从徐至强的角度，也很容易找出联发科不尽人意之处。尤其在分红配股上，最近就传出他并不满意—徐负责的手机芯片事业群创造了联发科70%以上营收，如以50%的毛利率计算而不计其他运营成本，他们每年替蔡明介赚入350亿以上的新台币，是台湾一两百家小芯片设计公司获利之和。但为顾及整体平衡， 即便在如此突出的业绩下，蔡明介也不能让徐至强得到明显高于其他事业群总经理的收入。
另一大问题是，以徐至强这样的功绩和能力，能否上位掌管整个联发科？现任总经理谢清江还是光驱芯片时代的代表人物，深谙“二把手”哲学。在蔡明介低调的个性下，谢多年来也都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总经理。至于徐至强，个人品牌能见度自然更低，更大格局下的管理能力也未经验证。
这背后真正的问题是，蔡明介之后，谁能接班？
联发科已是全球第四大芯片设计公司，竞争对手都是高通、AMD和博通这样的世界级强豪。单论技术实力，联发科如今已不会逊色太多，成本上的控管更可谓世界第一。但若论及管理储备的厚度，还相去甚远。台湾晶圆代工业创始人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是全球最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尽管已80高龄，仍无法完全将工作交给后人。联发科也一样，蔡明介将其打造成亚洲最顶级的芯片设计公司，如果仅从台湾搜寻接班人，自然很难。更重要的是，从蔡对外跑客户、冲业绩，对内处理人事问题的做法看，他在授权方面的功力仍需精进。
徐至强的一支独大，也凸显出联发科内部不均衡的问题。手机芯片与消费端很接近，不仅业内人士熟知联发科众多手机芯片型号，一些稍微狂热一些的手机爱好者也如数家珍。相比之下，光驱和电视芯片仍属于传统B2B业务，距离一般人很遥远。以前的联发科只要躲在台湾新竹科技园中，就可以改变全世界光驱供应链而无需对外说一句话。这也是蔡明介个性的真实写照。
但现在，联发科被最闪亮的镁光灯追逐，言行都被置于显微镜下。比如，它早年的生意模式再简单不过，只要通过客户认证、打进供应链即可，没有大规模的奢华发布会，也不用参加任何一场世界级的科技展。进入手机芯片业后，联发科必须适应消费电子用更多曝光和营销来塑造品牌的逻辑，每年的CES、北京通信展和巴塞罗那电信展都要到场。与此相适应，联发科的经营也越来越透明。今年3月上旬的分析师日可谓其史上最透明的一天，从各种经营数字到对未来的预测悉数公布。
原来低调神秘的文化已不能适应现在的业务，联发科必须像英特尔深入人心的“Intel Inside”一样打响自己的品牌。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山寨机市场之外，赢得欧美品牌手机客户。2007年，它并购亚德诺半导体(ADI)的手机芯片部门， 希望借重对方在欧美的据点以及与大牌厂商的联系，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和业务，但迄今没有太大成效。
未来转机
在听过一整年的坏消息后，蔡明介也在尽力释放各种积极消息。3月16日，联发科并购雷凌科技，成就台湾芯片设计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并购案，金额超过182亿新台币，让外界颇感震惊。
雷凌是亚洲最大WiFi芯片厂商，此领域全球只有美国的创锐讯(Atheros)和博通领先于它。过去七八年WiFi已风靡全球，包括无线AP和网卡在内的终端产品90%以上来自台湾，但其中的核心芯片一直出自美国芯片设计公司。过去10年，30家以上的台湾芯片公司都在WiFi芯片上有过大额投入，但都无法跨过技术门槛。
创锐讯和博通的联合绞杀下，雷凌是洗牌之后极少数留下来的幸存者。前创锐讯总裁兼CEO克雷格·巴拉特(Craig Barratt)在美国碰到雷凌董事长高荣智时，一坐下来就直言：“雷凌真是令我戒慎恐惧的对手。”成立至今，雷凌并非没有想过拓展业务，但最终对很多流行的热门芯片题材敬而远之。“我们非常专心地专研WiFi，看到路边的野花，都不敢采。”高荣智曾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尽管技术实力很早就能与创锐讯平起平坐，在对方被高通并购后，雷凌面临更高强度的世界级竞争。它在2010年并购诚致科技，双方正研发能将无线和有线宽带合而为一的系统单芯片。如今雷凌并入联发科，直接的想象就是，未来山寨机的基带芯片有可能因此整合进宽带上网功能—更多功能、更完整的芯片解决方案、满足更多客户需求，正是蔡明介和联发科的看家本领。
预计未来5年，WiFi年成长率都在20%以上。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掌上游戏机，甚至是电视游戏主机、数字电视等各种消费电子产品都会广泛内建WiFi芯片。再加上与高通的长期竞合关系，蔡明介必须深思在芯片上整合WiFi功能的必要性。这将是联发科合并雷凌之后的下一波成长契机，蔡明介必须牢牢抓住。
2011年，蔡明介还有另一个发展重点：中国大陆。
目前，联发科已经开始进驻武汉东湖开发区“光谷”。在积极拉拢联发科的各内陆省份中，武汉提供的条件最好，仅以公司用地而言，就广达64公顷，厂房建成后最多可容纳8000人，比新竹工业园的5000人规模更大。未来如能将研发人才调拨到位，武汉完全可以成为联发科的第二生产基地，甚至运营中心向此倾斜。
如果能将并购雷凌和武汉基地的势能发挥出来，蔡明介确实能带领联发科在重围中走得更远。但这并不是上述所有问题的便宜解决之道，而且需要时间来发酵。2011年必定是联发科历史上关键的转折年，这个转折点是通往向下的曲线，还是更大的辉煌，就取决于蔡明介在芯片设计领域30年的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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