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连线》杂志英国版网站提前发布了明年1月刊杂志特写文章《山寨！》(shanzai)一文，借一位需求研究专家的视角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山寨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认为，中国山寨并不仅仅是模仿，更包括了创新，这是一种新颖而激进的商业创新模式。

《连线》英国版的1月刊封面

以下为文章全文：

探访中国电子城

8月的一个潮湿的午后，科技行业人士简·齐普切斯(Jan Chipchase)顶着噪音与喧嚣，来到位于上海市中心不夜城电子市场的5层。周围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商贩叫卖着各种电子产品，有手机、笔记本、古怪的媒体播放器和平板电脑。

40岁的齐普切斯是英国人，以前在诺基亚做过研究员。过去10年间，他致力于记录世界各地的技术应用方式，并且在很多类似的地方消磨过无数时光。与过道上数以百计的购物者不同，他来这里既不是想买新式设备，也不是为了避暑。相反，身着一件深色T恤和一条军裤的齐普切斯是为了实现他一大夙愿：了解神秘的山寨手机世界。

“每次外出，我都希望看到一些能够挑战我现有观念的东西，”齐普切斯说，“我喜欢住在一个能够塑造我的世界观的地方。”

“山寨”是在中文里最早是指抄袭他人产品的行为，并被西方企业视为公然欺诈。尽管从技术角度讲，任何仿冒品都可以被称作是山寨，但在实际应用中，这个词最近却通常指代电子产品。“山寨机”特指智能手机，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类仿冒品：科技研究公The Linley Group估计，每年至少有1.5亿部山寨手机销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不夜城的一个摊位上摆着各式各样的仿冒iPhone，旁边则摆满了大致相同的Android手机。这些手机样式各异，有的像足球，有的则像是法拉利跑车，更多的则贴有“Blockberry”和“Svumsung”这样极具欺骗性的Logo。

尽管部分山寨手机明显是仿冒品，但还有一些却很难分辨。齐普切斯在一个摊位前停了下来，他拿起一款手机，感受一下重量，并试用了一会儿。仿冒手机通常都拥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功能：意想不到的视频摄像头、额外的接口或是不同寻常的接头。他发现，检查是否有多余的SIM卡插槽很管用：很多仿冒手机用户都有两个手机号，为的是通过切换运营商来节省话费。

“双卡恐怕是最容易判断的一点。”他指着额外的插槽说。尽管正规手机公司已经放弃了双卡设计，但山寨厂商却很快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他们满足了这一需求，但为了维护现有的关系，负责任的企业无法这样做。”

由于价格低廉，你或许会认为山寨手机不可靠。但是齐普切斯却坚称，过去几年来，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新一代仿冒品，他称之为“高仿”，通常很难与正品区分开来，而且性能也不错。

齐普切斯打开了一部仿真度极高的手机后盖，讲述了一些辨别窍门：手机电池上的防伪标签通常可以用于鉴别真伪。两分钟后，齐普切斯又来到另外一个摊位前，摊主是一名中年妇女，她身体前倾，手里拿着一把防伪标签。

齐普切斯目瞪口呆，赶紧拿出佳能5D相机，这是他记录各种见闻所用的工具。“这些是干吗用的？”他边问边迅速拍下了十几张照片。“把它们贴在电池上，手机看起来就像正品一样了。”她耸耸肩回答道。因为这个意外的发现，齐普切斯得意地笑出了声。“我喜欢这个！”他高兴地喊道，在前往下一个摊位前，还不忘感谢这位摊主。

研究未来需求

齐普切斯曾在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诺基亚工作了十年。在那段时间里，他以坚定无畏的态度研究人们的行为模式，判断未来消费者的需求，并以此在诺基亚内部声名鹊起。他认为，企业在研发新产品前，应当查明消费者的真正需求。而只有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判断出他们在未来2年、5年乃至10年中需要什么。

诺基亚每年可售出5亿部手机。由于增长最快的市场是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齐普切斯前往偏远地区进行研究，并定期发回报告。他已经到过从肯尼亚到哈萨克斯坦的36个国家。他说：“我的经验法则是，如果需要在一个前往新地方和回到老地方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前者。”每年，他有4到6个月是在路上度过的。“秘诀就是，在工作室里待足够的时间，然后用你的知识带来改变。”

对齐普切斯而言，很难说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曾被称为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抑或是可用性研究员，但这些称谓都不能描述他的整个人生。诺基亚前CEO康培凯(Olli-Pekka Kallasvuo)将他称作“诺基亚的印第安纳·琼斯”。齐普切斯对旅行的热情，使他为设计师们成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可以把时间花费在工作室或实验室中。他高高的额头，薄薄的嘴唇，以及周身洋溢着的自信，使他看上去像一名战地记者。他回忆起他的团队曾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条高海拔铁路线上设立了一个移动办公室，还曾穿过大群蜘蛛的聚集区，抵达土库曼斯坦某个偏远地方的一座喷发着燃烧气体的火山口。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体验狂人”，但他坚称，自己的工作不仅仅是一种集体旅游。“我并不是为了去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他说，“而是为了进行有趣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研究。”在几名同事的协助下，齐普切斯在一个社群中生活一到两周，通过尾随、采访和拍照等形式记录当地人的生活，然后将照片上传到他的博客上。他的团队构成会随着研究类型的变化而改变。有的时候，他只带着一瓶定影剂就踏上旅程；另一些时候，为了更大规模、更加密集地收集数据，他需要带上两名设计研究人员，还要两名本地人给他解释背景，协助翻译。他的团队会将收集到的资料传给另一个规模更大的设计团队进行研究，以挖掘灵感。这可能包括从本地人口袋里的物件，到当地官员收受的贿赂的任何东西。

今年早些时候，在第一个孩子降生后，齐普切斯决定离开诺基亚并前往上海，在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创新公司Frog Design工作。外界对他的离职反响强烈。有人认为这代表着诺基亚的衰落，并指责这家手机巨头在排挤前瞻性研究部门之后，表现大不如前；也有人认为，这是Frog Design的一次挖角。Frog Design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前西德成立，已经发展成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设计咨询公司。该公司CEO马克·罗斯顿(Mark Rolston)对齐普切斯的到来表示欢迎，称他为“用户研究领域知道如何获得真相的为数不多的几名专家之一”。

齐普切斯拥有该公司全球最好的工作室，但他表示希望待在中国。“在工业革命时代，如果你对创造产品感兴趣，你应该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在今天，如果你对创造服务感兴趣，你可能需要待在硅谷，”他说，“那么下一个地方在哪里？”他自己答道，是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最大城市的大街小巷。

“和所有人一样，中国也需要回答同样的问题，但留给他们的时间更少，回旋余地也更小。”他说，“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从经济开放，到产权改革，再到人们获取信息的技术。我认为，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待在一间工作室里，参与谈话，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一个很棒的机遇。”

中国山寨文化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带来了显著的社会问题：该国女性自杀率全球最高，为万分之1.48，是英国的三倍。今年7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国的地表水已有四分之一以上遭到污染。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将产生大约14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2倍。为此，中国政府即将投资220亿英镑(约合34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并计划在未来5年间将核电站的数量增加2倍。

但齐普切斯认为，中国也许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并隐藏在不夜城商场之类的地方：通过对苹果或索尼的每一款新产品进行反向工程，山寨企业既取悦了消费者，又孕育了创新。这可被视为一场以更好的设备为目标的开源运动，此外还解决了温室气体排放等全球性问题。

在中国的科技温床上，创意从图纸走向市场的过程被大大加快，新款电子产品只需要数周即可上市销售。如果这种创新速度能够影响到中国科技发展从消费品到绿色能源的各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效果？齐普切斯认为，通过山寨，中国的创业家、设计师和工程师极为擅长迅速开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而这种“创新”的内涵与推出划时代的智能手机相去甚远。

“仿造商品过程中的细微差别，也是一种创新。”齐普切斯说，“如果这种创新方式大行其道呢？想象一下，你从美国或英国的混合文化中获取所有能量，然后投入到一个以挣钱为驱动力的环境中，并覆盖软硬件。‘山寨’一词已经不再使用；它已经超越了山寨。”

随着大量山寨产品出口非洲、南美和其他地区，这种文化的影响力也在扩大。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增加了5倍，其中五分之一在深圳工作。

一名在山寨企业工作的年轻的软件工程师说：“中国的设计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西方市场照搬，第二个层次则是超越原先的设计。山寨产品富有创新性，因为他们主要针对细分市场；而大型厂商主要面向主流市场。”

过去，西方科技巨头只会通过律师与山寨企业打交道。但这种关系正发生变化。例如，诺基亚借鉴了山寨手机的双卡设计，于今年夏天推出了C1和C2手机。这一变化与齐普切斯的预测相一致：厂商互相借鉴学习并快速模仿，对本地需求做出反应，并改进产品。山寨代表着一种新颖而激进的商业创新模式。

足迹遍布全球

齐普切斯出生于一个英德混血家庭，他先后在伦敦和布莱顿长大。尽管努力把精力放在学业上，但他真正的兴趣却是探险。“毛病是从15岁那年开始的，当时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去埃及背包旅行。”他解释道。在未能被第一志愿的高校录取后，齐普切斯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穿越了整个美国，然后进入伦敦城市理工学院(City of London Polytechnic)就读，并获得了发展经济学的学位。后来又在用户界面设计这个较新的学科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他便找了一份对口的工作，在布里斯托大学当起了技术研究员。身为该校学习与研究技术学院的一名员工，齐普切斯在那里遇到了他的日本妻子森惠子。

这对夫妻2000年移居东京。经过一番寻觅，齐普切斯在诺基亚当地的研究中心找到了一份用户体验经理的工作。此后10年，他晋升为该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兼高级战略师。他的团队发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人们会共用手机，例如商业伙伴、家人甚至整个村子。诺基亚针对这一现象推出了一个功能，使得一部手机可以存储多个通讯录。如今已经有数亿部手机配备了多通讯录功能。他还观察到，很多人会用手机来付账，从而促使世界银行和其他一些机构开始大力投资手机银行。市场研究公司IE Marke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09年的手机转账总额超过370亿美元。

金永希(Younghee Jung，音译)是诺基亚驻印度班加罗尔的一名研究员，她曾经与齐普切斯有过多年的密切合作。她表示，齐普切斯对工作“很坚定、有直觉而且熟知现状”。“他有这样一种天赋，可以不落俗套地讲出动人心弦的故事。”她说。

正因为具备这种讲故事的能力，他时常收到各种会议的邀请，甚至经常与世界银行和美国国务院等机构的官员进行私人会面。他的语调轻柔而谨慎，经常会使用一连串的反问句，而不是给出肯定的陈述。在被要求描述一下他的工作时，他努力寻找合适的词汇，并淡化自己的专家身份。

“我认为所有人都在做我的工作。”他回答道。“如果你试图理解人们的动机，无论是买二手车还是在酒吧与人搭讪，你都是在试图解读他们、解读背景和环境……很多行为研究都遵循一条共同的准则，那就是人的行为和动机变化得很慢，但是他们的表象却不尽相同。”他说，“我愿意这样来理解，即使我不知道未来的背景是什么，我仍然知道人们未来的逻辑会受什么驱动。”

他给出了两个例子。为什么在阿富汗的路边兜售汽油的小贩会把油桶堆起来？因为这样更容易将汽油灌进油箱，而且也充当了广告的作用。为什么戴假牙套能够在泰国年轻女孩中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因为这暗示了他们的父母能够负担得起昂贵的牙医费用，从而提升了这些女孩的社会地位——尽管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他们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向别人发送广告的倾向。齐普切斯说，一旦你理解了这种联系，你就可以预测或塑造未来。

夜色渐浓，天气也凉了下来。齐普切斯刚刚给300多名设计师和技术人员做了一次演讲——这是他来到上海后的首次大型演讲。他坐在在青蛙工作室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喝啤酒，身体向后倚着。几天后，他就将飞往阿富汗，开始另外一个有关移动支付的研究。

尽管他声称旅行并非他工作的关键部分，但“一直在路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不过，与他正在考虑的其他两个问题相比，这种细微的矛盾似乎不足为奇。他在想：中国对山寨文化的热爱或许可以推动创新；尽管中国的快速发展被视为一个全球性的生态威胁，但这个国家或许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尽管中国或许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站，但却不可能是最后一站。“我在阿富汗只呆两周，但是这两周恐怕比其他任何人过得都长。”他说这话时，眼睛里泛着光芒。(思远 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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