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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沉浮，五十年沧桑
十九世纪末，唱片（唱筒）传入我国，至二十世纪初，最早的“国产唱片”开始在我国灌录和销售。现存较早的、最具代表性的“国产唱片”，当属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VICTOR）灌录的孙菊仙和1907年百代唱片公司（PATHE）灌录的谭鑫培的老唱片。孙菊仙的《举鼎观画》、《桑园寄子》和谭鑫培的《洪洋洞》、《卖马》等几十面老唱片，清晰地记载着我国老辈京剧艺术家的演唱功力和艺术感染力，为传承京剧艺术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声音珍品。
清末民初是我国京剧艺术鼎盛时期，京剧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主要艺术形式，大多数京剧艺术流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发扬光大的。我国最早期的“国产唱片”几乎都是京剧唱段（甚至也有整出戏）足以证明这一点。大量的京剧唱片的灌录和发行，为京剧艺术的普及、流传和推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极为巧合的是，我国最早的“国产”唱片和“国产”电影都是京剧，可以说，是京剧艺术开启了我国视听艺术的创始大门。
1917年前后，外商开始在上海建立唱片压片厂，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百代公司、大中华唱片厂和上海胜利唱片厂相继建成投产，由此拉开了我国生产唱片的序幕。
这一时期的唱片业带有明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如聂耳、冼星海、任光等人，纷纷投身艺术创作和唱片制作领域，为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作了大量的工作。如，三十年代的抗战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渔光曲》（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毕业歌》、《梅娘曲》、《救国军歌》、《夜半歌声》、《游击军》、《江南三月》和《到敌人后方去》等，几乎都是为电影或唱片而制作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昭君出塞》、《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许多优秀民族器乐曲都是聂耳、冼星海等人为出版唱片而编写和配器的，这批珍贵的唱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
二、三十年是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有较大发展的年代，李叔同、肖友梅、赵元任、黄自、贺绿汀、周小燕、喻宜萱等艺术家开创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创作表演事业，留有许多传世之作，如，《教我如何不想他》、《玫瑰三愿》、《天涯歌女》等。三、四十年代，也是我国流行音乐创立和发展的年代，黎锦晖、黎锦光、周旋等人也为世人留下了不少优秀音乐作品，如，《香格里拉》、《夜来香》、《秋水伊人》等。从二十世纪初至1949年，旧中国的唱片业历经磨难，发展缓慢。但近半个世纪的“国产”唱片所记载的却是灿烂辉煌的民族艺术精华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京剧、地方戏曲、民族器乐、民歌、流行歌曲、电影音乐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量优秀作品问世，大批杰出的艺术家产生，许多优秀节目灌录唱片，广为流传，在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播种下日后开花结果的种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十世纪初，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是粗纹快转（78转/分钟）虫胶单面唱片，一、二十年代开始有粗纹快转双面唱片。
三十年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唱片事业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就在上海解放的第三天（1949年5月29日），党就派人接收了大中华唱片厂，并在不久后的6月3日开始录制唱片，第一批节目包括《解放区的天》、《军队向前进》、《唱胜利》等。此事件标志着新中国唱片事业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唱片业回到了人民手中。
五十年代，先后成立了人民唱片厂、上海唱片厂和中国唱片厂，出品“人民唱片”、“中华唱片”、“中国唱片”和“艺声唱片”等品牌的唱片。1957年，成立了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的中国唱片社（后更名为中国唱片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这些唱片出版制作机构，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出版了大量优秀的音乐、戏曲、曲艺唱片。五、六十年代那些激人奋进、健康昂扬的革命歌曲和大型音乐作品，鼓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珍品葆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连绵不绝，流传至今。歌曲《歌唱祖国》、《东方红》、《我的祖国》、《赞歌》、《让我们当起双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大合唱《黄河》，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歌剧《洪湖赤卫队》、《刘三姐》，民族器乐曲《春江花月夜》、等等，都是那个时代最真实地反映，最精美的艺术珍品。还有大量的戏曲、曲艺、古典音乐等唱片曲目，构成了极为丰富的艺术宝典。唱片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得力工具；唱片所记载的令人奋发的内容，是人民大众精神世界的盛筵，是娱乐欣赏的佳品，也是我国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1959～1960年是我国唱片业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年出版品种近3000种，年发行量超过1100万张。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唱片业遭遇到了极大的破坏。1970年是我国唱片史上的最低潮，全年出版唱片64个品种，发行219.45万张。
尽管如此，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还是灌录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唱片，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毛泽东诗词歌曲》以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曲目。这些“红色经典”构成了我国文化艺术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976年以后，唱片业得到了迅速恢复，1977年发行唱片276种，发行量首次突破2100万张。
这一时期的唱片类型，五十年代主要是粗纹快转虫胶双面唱片，1958年我国自行研制开发了中密纹慢转（331/3转/分钟）塑胶唱片，1966年我国自行研制成功的塑料薄膜唱片更是以其价廉物美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1972年粗纹唱片停产，主流产品是密纹慢转塑胶双面唱片和塑料薄膜唱片。
现代民族音像产业
1979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唱片业突破了一家唱片社、三座唱片厂的格局，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太平洋影音公司在广州成立。随后，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中央直属部门纷纷成立音像出版社（公司），从1979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3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数百家复录加工厂和十余万家销售商拔地而起，形成了新兴的、现代民族音像产业的大格局。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我国音像业大发展的年代，音像产业无论出版制作、生产加工还是发行销售都有了迅猛的进展。到1997年，我国音像业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23万个品种，2.06亿盒（张），分别是1959年的10倍和20倍，发行金额高达18.4亿元。2003年，我国音像业年出版发行2.82万个品种、4.56亿盒（张），发行金额高达25.77亿元，创历史新高。音像业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对视听设备生产，电影、电视等上游产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产业，是我国文化领域里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从八十年代《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在希望的田野上》、《思念》、《信天游》、《让世界充满爱》……，到九十年代《亚洲雄风》、《涛声依旧》、《春天的故事》、《青藏高原》、《走进新时代》……，一首又一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歌曲，通过一盘又一盘的盒带、光碟走进千家万户，走向四面八方。音像产业在八十年代中期迎来了又一次新的高潮，音像出版社（公司）在当时成为原创音乐的主要生产源，大批优秀的词曲作者、演唱者加盟音像出版社（公司），他们带来新的思维，新的艺术感，形成全新的创作、出版、流通模式，也为新兴的音像业带来了财富和活力。八十年代流行乐坛“西北风”的盛行，奠定了我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基调和民族风格，其产生基础就是音像出版社的建立和发展。在“西北风”强劲地吹拂下，诞生、成熟、成长起来的一代词曲作家、表演者和制作人，已经成为整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之初音乐界、音像界原创的主力军。
25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音像工作者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努力实践，出版制作了大量优秀的音像制品，为娱乐大众、教育大众，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生产出健康的、充裕的精神食粮，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过去的25年，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飞速发展的25年，也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25年，音像载体的变化，质量之高、周期之短，速度之快，都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年代，模拟转数字，磁记录转光电纪录，先是盒带取代了唱片，现在是各式光盘占领了大半市场份额。音乐在网络上的传播，手机铃声下载，光盘刻录等高新科技的广泛应用，无不对传统的唱片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音像业遇到了100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我们期待着用新的行动谱写新的百年历史。
中国唱片100年，是我国唱片业曲折发展的100年！是民族音像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100年！是记录优秀文化艺术有声有色的100年！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100年！
中国唱片100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唱片，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结晶，汇聚了语言、音乐与音响等声音艺术的最高成就。即使在如今的信息时代，声音的记录和传播仍然是多媒体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人们经历了模拟与数字、机械与光电的不同时代，改进了技术，也进化了思维，但声音的魅力却不因时代、器械和技术的改变而衰退，反而因年代久远却仍能真实地保留和传递了当时的声音――即使是100年前的声音――而弥足珍贵。可以说，唱片纪录的不仅是声音，还有许多可以研判的信息，甚至记载着历史。
唱片带给我们的已经不仅仅是声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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